回帖：1960 年代晚期和1970 年代初，这类研究的民族志解释被加以综合，形成了族属研究的新理论，并体现在巴斯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之中。巴斯批评了族属=语言=文化的传统认识，指出这三个方面的边界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三个领域的边界是社群互动而非社会和地理隔离的产物。而且，族群身份是流动的，它会因个人自我认同的变化或跨界的流动而发生变化。现在，这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族属理论的主流。族群身份基本被认为是个人在较大群体中，基于文化差异、共同渊源和非吾族类判断所采取的自我归属。因此，族属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定义系统”，而从认知范畴来研究族群的身份认同在学术界蔚然成风。
　　1970 年代晚期和1980 年代初，社会人类学的进展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了考古学研究。第一方面是研究物质文化与族群的象征性。比如霍德在肯尼亚巴林戈湖地区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发现，文化与族群的异同之间很少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族属象征性相关的物质文化种类依不同族群而异，而体现族群边界的只是少量的一些物质文化，而其他物质文化都跨越族群边界而被不同社群所分享。第二方面是关注族属在构建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作用。霍德的观察发现，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对资源的控制有关。
　　过去几十年里，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开始挑战以分界、分区和铁板一块为基础的族属构建。他们声称，族属构建是一种因势而变和动态的过程。在社会互动的不同背景里会有各种形式。物质文化被用来进行身份构建，同时又被用来传递族属异同的信息。因此，从人类学角度，不可能设想物质文化类型与特定身份认同之间会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与族群身份相关的物质文化会呈现一种相互重叠和复杂的网络结构。这方面认识的进展颠覆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几个设想：（1） 文化与族群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2） 文化是分界的同质性实体；（3） 族属与地域上清楚分布的社群身份相关。
　　族属与物质文化之间这种变化多端和难以把握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学有关族属新理论的了解，使得许多考古学家对族属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从考古学文化来研究族群身份似乎是一个不适当或难以企及的目标。希安•琼斯认为，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要探索更为严谨的分析和阐释方法来思考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避免将一种想当然的认识强加给过去。对于考古学的族属分析来说，了解过去文化背景的各种材料十分重要，特别有必要观察人群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物质文化与象征能力分布的方式。此外，对过去社会结构的了解也很重要，因为族属既被认为是互动和交流的动态构建，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社会里会在不同层次以不同形式被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