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八孔子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
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孔丘是武士孔纥与一位贫家少女颜氏“野合”而生的一个私生子和弃儿。
这一事实是司马迁实地访察孔子家乡后所了解到的孔子身世情况，并记录于《史记》之中：“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④
所谓“野合”，直解之即在田野中性交。清儒桂馥《札朴》云：“《史记》记梁父野合而生孔子。按‘野合’，言未得成礼于女氏之庙也。”换句话说，所谓“野”合，亦即未成婚姻而有交合。
野合之地在尼丘，又称尼山，在今山东东部，乃沂水之发源地，距曲阜之陬邑约十余华里。
仔细审核《史记》的有关记录，在《史记》原文及先秦、秦汉文献中除记录孔纥与颜征在的野合故事外，并没有关于孔、颜曾建立正式婚姻关系的记载。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关于孔纥与颜氏女子存在婚姻关系的描述，都是汉以后的儒士（代表者如魏人王肃），为神化孔丘而根据汉以后常规的婚制所臆造。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传中关于孔子父母“野合”的事实讲得十分清楚，可以断定，孔丘父母的关系实际是一种非规范性的“非礼”关系。
中国从上古至满清的历史，大体可划分四大时代：一是原始人类自然而生的血缘族群随意游迁的原始时代（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二是前文明时代，在工具上是新石器（渔猎）时代至金属文明（渔猎农牧，文明时代）时代；三是多国多族会盟朝贡于君王朝廷的王朝时代（夏、商、周）；四是大一统天下的帝国时代（自秦至清）。春秋四百年，正是由第三时代跨向第四时代之过渡时期。
对于汉唐以后帝国时代的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而不可思议之事。所以对司马迁关于孔纥与颜氏女野合的记载，司马贞《史记索隐》即批评云：“野合，不合礼仪。”“野者，不合礼也。”
然而，所谓“野合非礼”，这只是对于秦汉以后的礼制婚俗而言。而在春秋以前，“野合”却正是上古之“礼俗”，是一种颇为流行的集体风俗。
九 野合风俗的起源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野合”习俗发生的原因，是上古血族团体内男女两性于成年后相隔离，“男女授受不亲。”早期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均起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图腾族组织。这种“图腾族”是一个血亲（共同血缘）组织，出自共同的祖系，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崇拜共同的神灵并具有相同的神异徽识（即图腾/totem）。
这种原始性血缘图腾族，有两种类型；一是母系血族，一是父系血族。
世系按女性一系（母亲—外祖母—高外祖母）传承是母系血族。母系血族，是由一个高辈级的女性作为核心，统率她的子女而组成。统治这一血族的权力和图腾由女性掌管，一代一代传女不传男。因此母系族是一个围绕于女性及其子女的大家族。男子在这个家族中之地位如同“赘婿”。这种母系血族，传统极其悠久，这与女性生育人类以及对后代的哺育，以及女性在以植物为主要食物链的采集时代和早期农艺（农艺很可能由女性发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有关。
世系按男性一系是父系血族。男性之成为社会制度主体，与人类食物链及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关。在冰河期的冰天雪地中，地球北方之人类必须改变为不能再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生活方式，成为摄食渔类、肉类的渔猎者。在猎人的群族中，男性必然成为食物生产活动的主体。
无论父系或母系的原始血族，族内的男性与女性通常都分裂为阴/阳两半，即妇女族（以及幼儿）与成年男性族。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成年男子不能在本族内寻找异性配偶，而必须向外族寻求性的配偶，这就产生了所谓“外婚制”。实际上，“外婚制”这个词是一个错误名词，确切的称名是“外偶制”，即族外择偶制度。因为男人找的只是性伙伴而不是妻子。“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此时还没有产生。
这种必须向外族寻找配偶——即性伴侣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三种基本制度：（1）“强掠性伙伴”（所谓“抢婚”）；（2）“走访性伙伴”即“赘婿制”；（3）两个氏族之异性定期举行性爱集会的“野合”性伙伴关系。
“野合”作为一种两性关系的较原始制度，大约从前文明时代发生，直到晚期春秋以至秦汉时代，仍有遗俗。
十史书中的“野合”
男女成年后，一个图腾族之男女，与另一个图腾族之男女，定期集体约会，以情歌舞蹈为媒介，在集会中自由择伴，发生性爱关系，这种异族两性的集会，就叫“野合”①。
野合后如女子受孕，子女由女子氏族集体抚养，子女“知母不知父”。这种“野合风俗”，盛行于春秋前，到秦汉仍有遗俗。《诗经》中的“风歌”不乏野合之歌。“风歌”中有不少“对歌”，即野合中男女对唱之歌。在贵州云南少数民族中，此俗一直存在到晚近。二十四史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野合风俗的记载。
北魏的《魏书·高祖纪》记南北朝时的鲜卑族，在每年仲春有野合之俗：
“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合）之。”“男女怨旷，务令媾会。”“男女怨旷，务令会偶。”
民俗史家孙作云指出：农耕时代氏族这种野合“朋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