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四丰富的人生体验
孔子年轻时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会向隅苦读的书呆子。这种经历和阅历，使他能应对三教九流，甚至能同社会上的无赖之徒、社会上的小流氓打交道。实际上，孔门子学团诸弟子的社会来源和成分也是颇为复杂的。
楚人东郭子思曾问子贡：孔门内三教九流之徒都有，孔子何以什么人都收呢？子贡回答：“木匠门前多杂木，名医门前多病人，智者身边多愚氓（眯）。”孔子听说这个问答后却说：“我以大道教诲天下，什么样的人都不拒绝，所以人员自然很杂啊！”②
当时横行鲁卫之间著名的江洋大盗颜（涿）聚（子路之妻兄），孔子也收于门下而成为弟子。③
孔子一生曾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而经常保持着乐观心态和坚强的人格力量。这种耐受力显然也都是从他早年的艰苦生涯中磨炼形成的。
孔子认为做人必须具有原则，这个原则一是“仁”，二是“义”。根据孔子对“仁”的诠释，“仁”就是利人、爱人、助人，而“义”就是仗义，承担责任。据孟子的诠释：“义者，宜也。”所谓“宜”，即“应然”，即“当然”。略相类于德国近代哲人康德所谓“道德理想”之“责任感”。“义”，就是要承担责任。孔子认为，若违背仁义的原则而贪求富贵，还不如一无所有地系身于清风白云。④
从《论语》、《礼记》、《说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人生具有极其深刻的感悟和体验。他为后世留下许多警句格言，后来成为历千百年而不朽至今仍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例如：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云云（均见《说苑》）。
这些格言警句的提炼，显然与孔子复杂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
孔子晚年曾说：“先知道礼乐的，是野人。后知道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讲实用，则我宁愿追随野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这一段话两千年来未得到经学家们的正确读解。只有了解孔子之上述的出身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以“后进礼乐”来贬抑“君子”，反而愿意追随有“实用”价值、“先进于礼乐”的“野人”。

五娶妻生子
二十岁左右，孔子曾回到祖籍所出的宋国。孔子祖先是殷商人。回宋国，他可能是为了寻根，也是要认祖归宗。
宋国是殷商亡国后建立的殷商族人之封国，保留着殷商的文化。但是孔子却感到奇怪，当时即使是一些号称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于殷商王朝的历史，也竟然一无所知。殷商帝国遗留下来的那些精美青铜礼器，包含着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漫长岁月里所创造出的辉煌；而殷商帝国南包荆襄、西逾秦岭、北抵大漠、东临大海的每一寸土地，蕴藏着无数金戈铁马、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孔子曾感叹道：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在宋国，孔子寻访殷商旧礼，得到了商代的《易经·乾坤》之书。
孔子在故乡结识了宋国主管文书档案的“记（亓）官”氏，并且娶了他的女儿（“亓官氏之女”）。①
第二年，孔子就与这位新婚之妻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关于孔子与这位出身宋国一个文官家庭的结发之妻以及他们的婚姻生活，典籍中记载很少。
但是，在《礼记·檀弓》中却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孔子的家庭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因此孔子后来“出妻”，即与这位妻子相离异（离婚）了。当孔子中年时，这位被离异的妻子早逝，儿子孔鲤悲伤欲绝，却受到孔子的责备。①
古人的记述中没有告诉我们孔子离婚的理由（主观）和原因（客观），也不知此事发生在何时。我推测，这种婚姻的不幸，也许与孔子长年在外漂游的不安定生涯有关。
孔子曾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狎（轻慢），远之则怨（抱怨）。”又说：“如果一个士人一心只知道依恋于家居生活，那就不配承担士的责任（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②这些话，虽仅只言片语，却反映了孔子对于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看法，也应是孔子个人婚姻生活之坎坷的反映。

六季氏赐我千钟
从宋国回鲁国后，孔子得到季氏的擢用。而当时季氏之家长季平子，正是当初拒绝他入门赴宴的那位季氏大人。
青年时代的孔子做过季氏门下的家吏执事，这种执事的身份并不高，地位在家臣（家大夫）之下。
据《史记》记：“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孳（何按：畜，牧畜。蕃孳，即繁滋、繁殖）。”
孟子评论此事说：“为人做事不一定都是由于贫穷，但有时也正是由于贫穷。所以孔子曾经做过季氏的司计小吏，还曾经做过（季氏门下）的牧倌（‘乘田’）。”③
也就是说，孔子年轻时由于贫困，为谋生计，曾为他并不喜欢的季氏家族做过掌管升斗、记账簿的小吏（司计“料量之吏”），又曾做过为其管理牛羊的“司职吏”——“乘田”。①“乘田”职名不见于《周礼》。春秋时牧放牛马的奴隶叫“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