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国学：所谓的“水很深”，指的是儒学在当代发展本身很复杂或者很艰难吗？
颜炳罡：我当然不是说今天儒学发展是个艰难状态，我是说今天儒学的发展是个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很多学者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了，身体力行做过了，做好自己应做的或者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觉得就可以了。
凤凰国学：您刚才说大陆和台湾的新儒家之争是媒体炒作的，但我作为媒体人却并不太认同，至少我们没有炒作之心。我更关注的是，现在大陆这些以“新儒家”为旗号或者被“新儒家”的学者，他们谈新时期儒家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也好，或者谈康有为也好，或者谈儒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建也好，到底有什么利弊？
颜炳罡：政治儒学这条路，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对儒学不仅无利，而且有害，是一条死路，不是一条活路。康有为那个时代就证明破产的东西，我们今天还要回到康有为吗？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我本来想写篇文章，《康有为政治儒学的破产与当代大陆现代儒学的兴起》，现代儒学的兴起恰恰是批判康有为这个路线的结果。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当中，说他对所有的学术都尊重，只有对康长素也就是对康有为呕吐。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康有为？他要反的是康有为那种运作模式，那种过度政治化的倾向，那种借助于政治势力来推广儒学的做法。可以说，这在当下的中国，不仅是无益，反而对儒学发展有害。
如果说今天为儒学的百年计，为儒学的长远发展计，儒学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涵养精神，就是做更深层的一种工作。你说叫休养生息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儒学应该做更踏实的、基础的、建设性的工作，不要惹是生非，不要挑战你自己挑战不了的问题，不要往死里碰，去触高压电。你们是痛快了，但连累孔子也受苦受累了，把整个孔子也拖进去了，这样好吗？
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康有为搞孔教会，他想立孔教为国教，最后在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康有为的孔教会就是想借助袁世凯、张勋这种政治力量来推广，立孔教为国教，结果失败了。它不仅引起了社会其他宗教、其他民间团体的强烈反弹，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一批原来信仰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反感。李大钊，你要是读他早期的东西，比如民意史观、青春哲学，就发现李大钊早期对孔子是十分崇敬的，毕恭毕敬称孔子为“尼父”。自从康有为搞了立孔教为国教以后，李大钊的态度为之一变，马上成为批判儒家的急先锋。我可以用这样的说法：孔教会激起了“五四”的强烈的反传统。由“五四”的强烈反传统、全盘的反传统，当然也刺激了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梁漱溟先生说过，我今天不给孔子出头，谁敢给孔子出头？今天谈西化的有之，谈印度佛学的有之，都可以谈。一谈孔子，羞涩不能出口。所以我梁漱溟要为孔子打抱不平，我要出来。梁漱溟先生一出头就预示着儒家的崛起。
我对康有为也十分的同情，我有篇文章写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开始起于戊戌变法，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从哪里开始呢？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我给予康粱运动极高的评价。但是对今天借助康粱的方式来给儒学寻求出路的这种模式，我是乐观其成，但是我绝不看好。
凤凰国学：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您是不是想说，今天大陆谈政治儒学的一些学者，如果过于把儒家往政治、往权力中心上靠，客观上就会给孔子泼脏水，给儒家添恶心？
颜炳罡：这不一定是这帮学者的初衷，他们对孔子还是很尊重的。他们主观上也想像有些学者说的“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儒家在过去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现在我们要重新恢复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这是他们的初衷，用意也是很善良的，但客观上在今天的中国是行不通的，我只能这么说。
凤凰国学：当然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对儒家有感情的人，确实会期待，希望中共在执政过程中能够更多的引用儒家的精神，让儒家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您怎么看这种心理期待？
颜炳罡：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分析最近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执政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把传统文化看作民族精神的标志，看作是民族精神的命脉。王岐山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我觉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相当相当高了。
中国向着自己的主体思想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不是一日之功，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中国这条船太大，不能调头太快，我觉得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家往后看，慢慢地看，我觉得政治的事情就归政治的事情，学术的事情就归学术的事情，信仰的事情就归信仰的事情。儒家关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儒家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儒家认为，只要你把人培养成一个君子人格的人，无论你在什么体制下执政，作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出来进行执政，就可以实现儒家的理想。
过去两千年实行的是秦制，秦汉之制。那时候的政治架构并不是儒家设计的，是法家设计的，我们的奠基人是秦始皇。儒家所向往的分封制并没有实现，也不适用于中国，可是儒家后来还可以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儒家并不必要设计一个政治架构来规划这个国家如何来进行运作，政治学的问题就是政治学的问题，政治组织架构的问题就是政治组组织架构的问题。今天是一个学科分化非常规范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所长，也有所短。儒家的所长就是能抓住人的问题，让人成为一个君子，让人成为圣贤。有了这样的价值目标，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人，做处长，做厅长，做国家领导人，其实都是做一个“儒官”。这才是儒家的核心所在。
儒家可以为当代所用，儒家也可以为政治人物所用，但是回到儒家本身，儒家就是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人民的“人”等于仁爱这个“仁”，让“人”成为“仁人”。这是本，这是核心。应该在这个“本”的意义之上去开发儒学的应用系统。不是一个学者能够规划儒家的未来、规划民族的未来，每一个学者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去做这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努力，儒学能够形成的一个繁荣局面就出现了。
儒家不仅是过去式，现在式，而且未来依然是我们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的第一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即使是反儒家的人，也不能抛弃儒家，回老家依然要孝敬他的父母，他不孝敬他的父母，他就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指责；他一定会关爱自己的子女，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生活，这就是儒家的人伦日用。我们今天来看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像大家都反对他，说他是等级制度的观念。孔子其实说的是，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做得像臣的样子，君有君的标准，臣有臣的标准，父有父的标准，子有子的标准。子的标准就是孝，父的标准就是慈，君的标准就是仁，臣的标准就是忠。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必须遵守的伦理原则或者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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