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人阐述
对颜子事迹的记述及其研究， 早在颜子在世时已经开始， 这主要就是《论语》中所记颜子事迹
及孔子、子贡、子路、曾子等对颜子的称赞评议。至战国时期、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及其门人
等对颜子思想作了若干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孟子》中所见颜子事迹及思想
今本《孟子》之《公孙丑上》、《滕文公上》、《离娄上》等篇都记述了孟子及其门人对颜子的
评议。其主要内容是：
《公孙丑上》谓“颜渊善言德行”，即不仅本人有高尚的道德，而且擅于阐述宣传道德修养的道
理。此条未见于《论语》，因为《论语》按四科评议时，曾曰：言语：宰我、子贡，这很容易给人造
成颜子“讷于言”的印象，由此看来，颜子并非讷于言，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的。
该篇又记述了战国时期人们对颜子的评价，这就是：“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
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这里用比较的方法说明颜子达到的修养水平，所谓“具体而微”，就是具其
大体而略显微弱，即颜子与孔子相比，已基本具备了孔子的德识才能，但尚显微弱一点。唐、宋以后，
封建统治者给颜子加上了各种头衔，其中有“亚圣”、“复圣”等，最终以“复圣”定称，至顺元年，
元文宗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时，未说明为什么定此封号。今臆测，“复圣”或取“具体而微”之
意欤！
《滕文公上》主要记述了颜子的政治思想。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这就是说他要像舜那样治理国家。
《离娄上》记述孟子对颜子的评价，即：“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这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大禹、后稷与颜回虽处于不同时代，但他们处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即使他们
互换个位置，他们对问题处理也会和原来的处理一样。这里把颜子与历史上的圣王相提并论，说明战
国时期的思想界对颜子的评价是很高的。
《孟子》一书中对颜子的记述虽然不多，但皆未见于《论语》，故成为研究颜子的重要资料。
二、《庄子》中所反映出的颜子思想及有关事实
《庄子》一书多次提到颜子，该书之《人间世》、《大宗师》、《天运》、《至乐》、《达生》、
《田子方》、《知北游》《让王》诸篇皆有关于颜子事迹及思想的记述。这些记述大体上可分三种情
况：
一种是：颜子仅作为设定的发问者，而主要通过孔子的回答来表达道家的某种认识和主张，对颜
子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如，《天运》只记了颜子的两句话：“以夫子之行为奚如？”“何也? ”《田
子方》也只有“文王其犹未邪？又何以梦为乎？”这样的发问。《知北游》也只有颜回问孔子的一句
话。
第二种是：通过假设的颜子言行，主要体现了道家的主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子的“无
为” 思想。 如，《人间世》记述孔颜讨论“心斋”一事。颜子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
“回之家贫，唯不饮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敢问心斋。”“回之未使得使，
实自回也； 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又如《大宗师》记述孔颜论
“坐忘”一事，颜子曰：“回益矣。”“回忘仁义矣。”“回忘礼乐矣。”“回坐忘矣。”“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这里的所谓“心斋”、“坐忘”完全是道家思想，与历
史上的颜回明显的不同。但其中谓“回之家贫……”，则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假托。又。《至
乐》篇从孔子嘴中说出“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此事未必是具体
历史事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子的政治倾向，即崇尚先贤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对颜子研
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种是：所述大体合于历史实际。如，《让王》篇谓：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
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干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
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这段记载与《论语》的有关记载相印证，可
以大体认为是符合事实的。如《论语·雍也》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把这两段联系起来研究，就可以弄清颜回当时的经济状
况。有人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认为家有五、六十亩地不能算贫困，这是脱离当时历史环境的片面认
识。当时实行井田制，一般庶人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由于技术条件差，只能广种薄收，
年成好时可以勉强度日，一遇荒年则难免有冻馁而死者。故颜子的家产在当时是属于下等的，其生活
确乎是贫困的，当然，由于颜子心志甚高，在孔子影响下，他不但以学与琴为乐，而且意识到宇宙大
化无穷，深明人生的意义，故能“不改其乐”。《田子方》篇记述孔颜关系：颜渊问于仲尼曰：“夫
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这里所说的颜子对孔子虽
然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仍然赶不上，这大体上反映了孔颜关系的实际情况。
总之， 《庄子》 一书中所论及的颜子事迹，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所谓“寓言十九，重
言十七，”也未必准确。寓言当中也有事实，值得参考；重言之中未必没有虚构，也不可尽信。
三、《荀子》中所见颜子事迹及思想
今本《荀子》之《大略》、《子道》、《哀公》等篇中，亦记有颜子的若干情况。荀子本人是比
较严肃的思想家，故其所记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大略》篇云：“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
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这是对历史上若干贤人遭遇厄运所表示的不平之气。其中把
孔颜并论，认为他们同样聪明多智，但却生于乱世，未能充分施展才能，故深表同情之意。《荀子》
一书中， 对其他流派多所非议。 如，指责孟子、子思、子夏、子游、子张等为“俗儒”、“贱儒”
（参见《非十二子》、《儒效》等），而对孔及颜推崇备至，可见荀子眼中颜子亦有很高地位。
《子道》篇记述子路、子贡、颜回三人对“知者若何？仁者若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及孔
子的不同评语。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评语： “可谓士矣。 ”子
贡的回答是：“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评语：“可谓士君子矣。”最后颜回的回答是：“知者
自知，仁者自爱。”孔子评语：“可谓明君子矣。”在这里，子路强调的是外界群众对自己的态度与
评价；子贡强调的是个人对群众的态度与责任；而颜回强调的是自身的认识与改造。这三种回答都从
不同的侧面回答了问题， 都是有道理的。 但由于颜回的答案更接近于孔子一直强调的君子求诸己，
“成己”、“为己”等主张，所以孔子对之评价最高。《哀公》篇记述了鲁定公与颜子间的一次交往，
主要是通过如何驭马说明如何治国的问题，比较清楚地表现颜子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开始是鲁定
公问颜子：“东野毕之善驭乎？”颜子回答：“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听后，很不高兴，
认为这是诋毁别人。而到了第三天，有人回报果然不出颜子所料，东野毕的马出现了马失（马惊），
定公惊服，赶紧向颜子请教。颜子回答：“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
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马
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
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这一段集中体现了颜子的政治思想，这就是治国应像舜那样，对
民众实行和缓的政策，即“巧于使民”，“不穷其民”，从而做到“无失民”，这也就是“无为而治”。
孔子所指出的舜的“无为而治”与后来道家的“无为”是有一定差别的。舜是儒家崇奉的积极处世的
典型人物，而道家的“无为”主要体现了一种避世的倾向。
另外，这一段也表现了颜子所具有的物极必反的意识，这是一种合手辩证法的朴素观念。
总之，《荀子》一书中，为后世提供了一些对研究颜子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认真发掘。
四、韩非子提出了“颜氏之儒”的问题
《韩非子》之《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
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样一来，儒家就分成了八
派。这是自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到韩非子时（前280--前233年） 的二百余年间，儒学发展分化
的状况。韩非本人是孙氏之儒的开创者荀子的门徒，他所谓儒家八派的说法应是相当可信的。可惜韩
非没有对各派的代表人物及学派特点说清楚，致使后人智仁互见，不得要须。
先秦时期颜子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韩非。 他在《显学》 中最先提出了“颜氏之儒”的说法。他
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有子张之儒，有子
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
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韩非虽是先秦时期研究颜子的代表人物，但他对颜子的研究是很有限的，他不过是在总结当时的
显学“儒”、“墨”的发展趋势时涉及到颜子。韩非提出“颜氏之儒”这个命题后，没有指出颜氏之
儒的基本特点，及颜氏之儒与其它七派之间的异同，也没有提出颜氏之儒的继承人及师承关系。由于
韩非对自己提出的命题缺乏论证（也许当时他有充分的根据），后人据现存的资料又不能对他提出的
命题做出圆滿的解释，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在颜子研究上，学术界对“颜
氏之儒”的代表人物、“颜氏之儒”能否构成一派等问题还是各持一说。
韩非之外，当数庄子学派对颜子的研究最为突出。不过这个学派在对颜子的阐述上往往给人一种
靠不住的感觉，这不仅因为《庄子》一书多用寓言，容易给人造成虚构成分多的印象；还因为这个学
派在涉及到颜子时，要么抛开《论语》等书对颜子言行的记述不加理会，要么对颜子的言行加以引申
或曲解，用庄子学派的理想去分析、描绘颜子，极力使其成为庄子学派的人物。在《人间世》及《大
宗师》中，这种倾向很明显。特别是《人间世》所述颜回与仲尼（孔子）谈论心斋的那段文字：“回
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
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实自回
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 ’”及《大宗师》中论“坐忘”的记
载：“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 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 犹未也。 ’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
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
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尔后也。’”这两段文字所描绘的颜子与孔子，已不是《论语》中的颜子与孔
子，而成了地道的庄周派人物。
同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的事实，老庄派认为这里有很
明显的避世倾向。而孟子却不赞承这种说法，他认为这里表现出的颜子的处世态度，与“三过其门而
不入”的大禹急于救民于水的态度尽管形式不同，在道理上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禹、稷和颜回互换一
下位置，颜回也会“三过其门而不入”，禹、稷也会自得其乐(《孟子·离娄下》)。显然孟子与庄子
学派对颜子的看法是对立的。
西汉初年为收拢人心，在政治上釆取了相对于秦代较为宽松的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废除秦代的苛
法，重视黄老无为之道，使儒学的处境有所改善。
刘邦建国数年后， 开始意识到儒学对巩固其统治的作用，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
“东巡狩适鲁，以颜子配享孔子，祀以太牢。”（《阙里志》卷十三）开帝王祭祀孔子、颜子的先例。
又数年，汉惠帝封颜子十一代孙颜异为大夫。到汉武帝时，为使国家能长治久安，其注意力进一步转
向儒学，并把儒学推到了“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是西汉初年的儒学首领，他在儒学阐发上代表了汉儒的基本倾向。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儒学
趋于分派的话，到了汉代，为适应统一的汉王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又把儒学合了起来，形成了以儒
学为基础，融儒、墨、道、法为一体的汉代新儒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背离了孔孟儒学的某些基本精神，颠倒孟子民重君轻说， 提出了
以“三纲五常” 为准则的“君权至上”说。他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
崇本则君化若神。”（《春秋繁露·王杯》 ） “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春秋繁露·立元神》）“故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阳
尊阴卑》）汉儒还将阴阳五行说纳入儒学范畴，进而把阴阳五行说同《易》揉合起来，构成预示灾异
祥瑞，天人感应的神学。人世间的一切， 均被说成是由冥冥中人格化的“天” 所支配。这样，便替
“君权神授”造出了神学依据。西汉末年盛行起来的谶纬迷信之风，在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
上得到进一步肯定，这使儒学的神化达到了顶峰。
在儒学神化的过程中，首先是神化汉代的皇帝，同时也神化了孔子和颜子。如汉刘向在《说苑·
辨物》中写颜子可根据人的哭声辨别他为何而哭。《韩诗外传》则记有孔子和颜子登泰山， 颜子因
“望吴门马” ，下山后发白齿落，不久病逝的神话。《孝经》载有：孔子夜梦丰沛一带有赤烟起，
颜回、子夏往观，在范氏庙见一小孩砸伤了麒麟的前左脚。孔子问小孩叫什么名，小孩说他叫赤松子。
孔子走近麒麟，麒麟吐出三卷书。据晋《搜神记》说，这三卷书里有“赤刘当起，周亡赤气起，火曜
兴，玄丘制命帝卯金”的偈语。后来刘氏的汉朝果然应天命而兴。这种神化孔子、颜子的倾向一直延
续到南北朝时期，编造出来的有关孔子与颜子的神化多不胜数，使对颜子的阐述走向歧途。
除上述情况外，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及思想家王充等的记述与评论。司马迁在《史
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对颜回的事迹作了较完整系统的记述与评论，有些资料未见于
《论语》等先秦典籍，为人们研究颜子提供了新的根据。《汉书·古今人表》将“古今”名人分为九
等，颜回为仅次于圣人的仁人，这代表了汉代士人的看法。王充在《论衡》中指出“颜渊独知孔子圣
也”，也为后人正确分析颜回的思想品德提供了启迪。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与儒、道形成鼎足之势。为了自身的生存，儒、
佛、道三家在斗争中都十分注意吸收对方的长处。较为突出的就是僧人学儒学，儒生讲习佛、老的哲
理。在这个时期曾有人主张三教合一，如隋末的王通、唐代的柳宗元都有此意，但最终还是以韩愈为
代表的尊儒派获得胜利。由于尊儒派看出汉代以来的儒学已远离孔孟儒学的原貌，他们宣称要恢复孔
孟儒学。
表现在对颜子的研究上，唐宋时期已不是编造有关颜子的神话，而是据经、史所载有关颜子的言
行事迹，提出了“孔颜之道”的新命题，还有不少人把孔子与颜子并称，但更多的是以论、赞、祝文
等形式颂扬颜回的圣贤品格，进而达到自勉或励人。如唐玄宗李隆基《颜回赞》：“杏坛槐市，儒述
三千，回也亚圣，某也称贤。四科之首， 百行之先； 秀而不实，得无恸焉。”宋高宗赵构仿唐玄宗，
也作《颜子赞》：“德行首科，显冠学徒；不迁不贰，乐德以居。饮食甚恶，在陋自如；宜称贤哉，
岂止不愚。”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在其《告颜子祝文》中说：“志不行于时，而能趋世以归仁；泽
不加民，而能显以终身。德无穷通，古难其人，惟公能之。绝世离伦，富贵不义，视之如宾。饮止一
瓢，不忧其贫。受教孔子，门人益亲；血食万世，配飨惟神。敢不昭荐，公乎有闻。”
除颂扬颜子圣贤品格外，唐宋儒学家开始对颜子思想的某些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探讨。韩愈
在《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中指出：所谓“过”，不是平常人所说的言行之过，而是尚在心中活动而未
发展到言行的始萌状态的“过”。“不贰过”即“不贰之于言行”。世人都知颜子好学，颜子所好何
学呢？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指出：“颜子所独好学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为什
么孔子独称颜子好学呢？程颐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惟颜子从事博文约礼之训，专用心于克己复礼，
至于其心三月不违仁，故孔子独称颜子好学也。”其二是“自生民以来，惟有孔子好学。孔子独称颜
子，以其与己同也。”（同前）苏辙则认为：孔子独称颜子好学，是因为颜子能认识到孔子学说的博
大，“仰之而知其高者存焉，钻之而知其坚者存焉。”对于“颜子之乐”的探讨，宋代也较深入。有
人认为：“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而在于“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乐也，故夫子称其贤。”
（《程氏经说》）也有人认为：“颜子之乐非箪瓢之乐也，忘也。”（《二程遗书》 ） 较多的人认
为：“颜子所乐者，道也。”程、朱二人虽不赞成“乐道”之说，也不完全予以否认。朱熹说：“乐
道之说不失， 只是说得不精切， 故如此告之，今便以为无道可乐，走作了。”（《语类·论语十四》）
究竟应如何认识颜子之乐呢？真德秀认为：“乐道”之说，仍把道与吾各为一物，若只停留在这一境
界是不足以讨论圣人之乐的。颜子之乐是他沿着博文约礼的道路达到“此身此心皆与理为一， 从容
游于天理之中” ，“才有箪瓢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的颜子之乐。朱熹认为，颜子的
思想境界已达到忘物、忘我的程度。他说：“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能忘我故也”，“‘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忘物也。”（《语类·论语十一》）这里还
可以看出真德秀、朱熹他们是从理学角度来研究颜子的，也说明南宋时用“天理”研究颜子已成时代
风气。
金、元时期对颜子的尊崇比唐、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代从唐制，尊颜子为“亚圣”。元代
则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扩建曲阜颜庙，迁颜子像于新庙内。但在对颜子的探讨研究上，金元
时期都没有新的进展。
明代沿南宋理学的路子，在对颜子的研究上较前代又有所深入。王守仁在颜子之乐与常人七情之
乐的辨证关系方面，较前人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他在《与陆元静书》中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
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
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
此而在矣! ”但王守仁在对颜子的研究上仍然是唯心的，所以他在《博约说》中说：“天下之事虽千
变万化， 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 ”薛瑄则同意程子的“乐仁”说，他说：“程子曰：‘颜子箪瓢
陋巷，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愚谓圣贤之乐，不过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专
言仁，则礼、义、智皆在矣。’”（《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五》）他还认为颜子之乐是可识的，不
过只有达到一定的自我修养境界才能做到。他说：“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人欲净尽，天理浑
全，则颜氏之乐可识矣。”（《薛瑄全集·读书录二卷》 ） 另外，明代修纂的《孔颜孟三氏志》、
《陋巷志》对颜子及颜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个时期有人明确指出前人研究上的弊端，在某些方面进入死胡同。章潢在《论颜子绝德不传》
中指出： 所谓“颜子绝德不传者” 是研究者离开了《论语》中所记载的颜子，而于玄学中追求那个
“堕体黜聪，心斋坐忘”的颜子所特有，而“人莫能窥其窈冥恍惚之秘密”，所以纵使倾其力还是求
不到。 而《论语》 中所说的颜子“不违仁”，“不改其乐”，“不贰过”，“庶乎屡空”，“犯而
不较”，“无伐善，无施劳”等品格，那就不是绝对学不到的。张自烈在《拟与王介甫论颜子书》中，
对王安石所说的“颜子独乐陋巷，不以忧患介意，儒者在下不同，修身而已，何忧患之有”的说法表
示反对。他说：“古之儒者虽不同于君，未尝不以君之忧为忧；虽不食于民，未尝不以民之患为患。”
若如王安石所言，颜子便不是儒者而是隐者，是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门、荷蒉者同类，这显
然与事实不符。
清朝初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康熙、乾隆等皇帝多作《颜子赞》，颂扬颜子之德。而学者则希
望从新角度去研究颜子。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 中多次用《易》去研究颜子， 并认为孔子赞颜子
“不迁怒， 不贰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据《易》“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而言。颜子能不
迁不贰，是学《易》之深的表现，其根据是孔子曾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宋翔风
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更多的是给人一种近于荒唐的感觉。皮锡瑞、梁启超等人
提出了颜氏之儒当指孔门颜氏诸弟子，而非指颜回一人的观点。
由于这个时期学者们在封建高压下转向考据学，从总体看，清代对颜子研究进展不大。但冯云鹓
编纂的《颜子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后人研究颜子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