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东夷文化及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复制链接]

     东临大海，地处北温带，为黄河入海口的古代山东，雨量充足、水源丰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山高林密，为人类提供了巢居穴处的便利和采集捕猎不尽的资源，提供了舟楫渔盐等人类必不可缺的生存条件和极大的交通便利，提供了开发农牧业、保障人类生命延续和安宁生活的生态环境，成为是古代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远古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历史悠久的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早在漫长的山东史前文化时期（约为前2070年～约前1600年之前，即公元前21世纪之前的文化），在山东这片适宜人类繁衍生息的广袤土地上，山东境内就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活、劳动。由于地处东方，相对远离于地处中原的统治中心，后人就把中原以东的众多部落称为“东夷”。所谓夷，是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居民对以海岱地区为主体的东方居民的称谓，《礼记·王制》就有“东方曰夷”的称谓，夏称之为“九夷”，商称之为“夷”或“夷方”，到了周以后开始称为“东夷”，这里的民族被称为东夷族，所创造的史前山东文化也称为东夷文化。
    在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时期，山东沂源县出土的“沂源猿人”化石，是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据考证，沂源猿人化石从体制特征上看，同北京猿人相似，而且与沂源猿人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也同北京猿人伴生的动物群基本相同，他们很可能就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考古发掘证实，山东史前文化主要发源地在鲁中泰沂山区，迄今所见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后继者的旧石器遗址，几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脉中段。此后，在山东还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于从泰沂山区、鲁中南到山东半岛的广大地区。
此后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山东地区古人类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殖，逐渐由地势较高的山岭地带移民至浅山、丘陵、谷地与沿河平原。已出土的细石器遗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和低山丘陵谷地上，一直延伸至江苏北部。
    旧石器时代晚期，粗大的打制石器日趋小型化，类型特征日见鲜明，制作和修理技术也趋向成熟，这些都显示出旧石器文化的进步。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山东大地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的新阶段。
    20世纪20年代末被发现,30年代初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队开始挖掘的现今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出土的大量造型优美的黑陶器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誉的蛋壳黑陶和发达的轮制陶艺技术，说明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先民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表明了山东地区（海岱考古文化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北辛文化（约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约距今6200—4600年）——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岳石文化（约距今4000—3500年）的序列自成系统发展的，其中尤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
    1.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是山东大地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遗址而得名。从发现的大量陶器、石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宽大住址和集中墓地看，后李文化已进入原始的农耕定居生活时代，系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
    2.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生成于地处平原与丘陵交接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古滕州。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北辛文化三足釜所在山东滕县（今滕州）官桥镇薛河故道北辛村，发现了古代氏族部落的聚居地遗址。这是我国在黄淮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为“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大型镂孔灰陶器座
大部分地区。考古表明，北辛文化由于农耕生活的发展，男子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社会形态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
    3.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泰山南麓（距泰安市60华里）的大汶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要遗存之一，以特点鲜明的陶器和陶器文字的出现为主要特征。大汶口文化是史前山东文化的大发展时期，社会进步明显，尤其是中、晚期社会已完成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为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飞跃的大转型提供了充足条件。原有的原始氏族公有制开始瓦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的阶级社会即将开始。
    4.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在山东的寿光、章丘、邹平、临淄、阳谷、五莲、日照等地也都有城址发现。龙山文化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而且手工业都达到了时代的顶峰。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之多、之密集，出土文物内涵之丰富多彩、价值之高，非常罕见。龙山文化时期已是阶级和国家形成的文明时代了。
    5.岳石文化
    商代甲骨文岳石文化因山东平度东岳石村遗址而得名，是山东新石器文化的余波，相当于夏朝与商初的数百年时期，与夏、商文化并存而又独立体系的东夷文化。集中分布于胶东半岛地区及汶泗流域，沂沭河流域，同时也散射到江苏北部、河南东部、河北东部及辽东半岛。岳石文化遗存的重要文化特征一是出现了青铜器物；二是出现了新型石制工具；三是陶器自成系统；四是发现了卜骨和卜甲。

    山东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文化，是迄今中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跨时最长、范围较广，而遣址较密集、出土文物较丰富、反映的社会情况较为先进的新石器文化。史前山东文化与黄河中游文化、长江下游文化一商代亚醜青铜钺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最早源泉地。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在文字记载、城市发展、冶炼金属、制造工具等诸多判断文明水平的要素方面，东夷文化都走在了前列，东夷文化为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发达的农业
    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耕已有所发展，磨制石器日趋精细。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建筑表明，这时东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与此相应的是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的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这对促进人体的进化和文化创造的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先进的制造业
    一是弓箭的发明。东夷族人的这一重要创造，使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有了质的进步。“夷”字为人负弓之形，印证了弓箭由东夷人发明的传说。从考古发现看，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从实物资料上说明了传说的可信度。
    二是陶器制造。在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已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制作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陶器。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
    三是铜器制造。龙山文化时期已发现出土真正铜器的遗址，分别分布在胶县、临沂、日照、诸城等七处。铜器有：铜钻（铜锥形器）、残铜条、残铜片、铜器残片、铜渣等。这明确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已有了自己的炼铜和制铜手工业。
    四是酿酒业。大汶口文化早期，原始农业及陶器制造业的发展为酿酒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北辛文化时期出现的高柄杯，可能就是一种酒器。据此推断，中国酿酒业的产生有可能始于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北辛文化时期。
    3.最早使用文字
    商代甲骨文文字的创制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才形成了象甲骨文那样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而在这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与年代较早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地区，除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外，其后又在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个个独立成字，笔划比较流畅，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结体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构造。与大汶口单个图形文字相比较，这11个文字组成了一个短句，记述了一个特定内容，具有了记载的功能，表明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4.完备的“礼乐文化”
    古代中国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因此也被称为“礼乐文化”，而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正是形成这一礼乐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礼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尊卑等级的制度形式。
    东夷族原始礼制的主要表现，一是宫室制度。从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寿光的边线王、邹平的丁公和临淄的田旺等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的发掘看，已具有宫室制度的一些迹象。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现出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已出现了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三是礼器。礼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随着礼制的不断发展，礼器的种类不断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钺、石钺、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罍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作为祭器使用的鸟造型三足器棗陶，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了名叫笛柄杯的乐器，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
    5.文明社会的先导
    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走向阶级分化的反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子崖遗址是三个阶段的古城遗址，其最下层是山东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另外，又先后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二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五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了五万平方米的城址等一系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齐国故城排水道口上，龙山文化中期城市具有蓄水池、排水沟和出水口等设施。这不仅将山东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进一步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市功能的齐全和筑城水平的高超，说明东夷人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已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并且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已接近它的终点，文明社会的曙光已灿然可见。

    （二）东夷族的发展
    东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夏族和东夷族开始有了交流，东夷人在蚩尤的领导下来到了坦荡的鲁西北平原，与东进的炎黄部落开始接触，由此拉开了夷夏大融合过程，东夷人的活动范围也从东部海岱地区扩展到中原地区。
    经过夷夏“涿鹿之战”，东夷集团在炎黄集团的联合抗击下节节败退，又被逼回原地。随后炎黄之间也展开了“阪泉之战”，结果作为黄帝联盟的炎帝部落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立足之地，其大部分不得不东迁至“东夷之域”，与东夷人杂居错处。
    当炎帝部落逐步融入东夷之际，黄帝部落也向东推进至豫东及鲁西北平原之地，与东夷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
    唐尧、虞舜之际，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观念也逐渐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开始为自己的宗族谋利益，暗地积极培植其儿子启的势力，以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夏禹死后，启公然破坏了夷夏同盟，自己夺取了权力，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后来，在夷夏合作治水的过程中，夷夏两大集团同心协力，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经过长期的合作，夷夏之间彼此的差异越来越少，共同点越来越多，在语言、心理、习俗上慢慢趋于一致，夷夏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具有文明民族一切重要特征的共同体，即历史上所说的华夏族。可以说，从“人种学”上讲，东夷人当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要来源成份之一。
   （三）东夷文化的形成
    东夷文化在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同周围地区的古文化有着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关系。它在自己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始终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极其生动、具体、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和影响。
    通过对东夷文化墓葬风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传播路线的考察，可知东夷文化曾伴随部族迁徙而大面积地侵入和散漫到广大中原地区，并由中原进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汉水流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河南一带有着显著的反映；而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征，也在山东西部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夷文化对百越文化的侵润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以淮夷为中介，使东夷文化的许多先进因素沿长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过鄱阳湖地区及湘赣边境山地而进入岭南。
    东夷文化向东北方向的传播，则使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的古文化显示出诸多与海岱文化极其亲和而相似的特征。其中以小珠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最为典型；辽东半岛的古文化对对山东半岛的文化影响，则以筒形器（辽东半岛地区基本陶器之一）最为典型。有史料表明，东夷文化的延展区和辐射带，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域。
    据现有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山东境内腹地至今未见周围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出现，而东夷文化的遗址在周围古文化范围之内却有不少的发现。这说明，在与周围古文化的交流中，东夷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对周围地区古文化的影响较大，受周围古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翔实古代文献资料充分表明，史前山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大地是重要的古文化中心，东夷民族曾在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说明，齐鲁文化的发展早在史前时期就奠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发源地之上。
   （四）早期的泰山、曲阜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泰山一直是传说中帝王以封禅活动为主的文化活动中心。在原始严酷的环境里，人的生存首先依赖于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原始东夷人梦寐以求的生存愿望。在洪荒年代，对解释不了的现象自然敬如神灵。由于太阳能给人以光明与温暖，东夷人首先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位于山东中部的泰山，山体雄伟博大，气势拔地通天，位于最早看到日出的东方，在原始人的心目中，逐步形成了稳如泰山的形象。东夷人由太阳崇拜、东方崇拜，逐步演化为泰山崇拜。据《史记·五帝纪》所记的传说，古代帝王有七十二君都到泰山封禅，泰山封禅告祭天地。因为“中华原始民族起源于东方，东方尤以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尤其祭告宗庙之意。”
    在古代传说中，许多有名的古代帝王或部落首领都曾在山东一带，特别是在曲阜活动或建都。
    伏羲，又名太皞（昊），是传说中东夷族最早的领袖，活动区域在主要在豫东、鲁南一带，沿着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在曲阜居住和活动。他的最大贡献是画八卦，造书契，结束了古人类结绳记事和不辨东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的历史，指引人们从蛮荒走向了文明。
    少昊又作少皞，是古东夷族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亦被视为继太昊族之后兴起的东夷族的又一分支部族，其主要活动区域在鲁南一带，故都或封地在曲阜，故曲阜又被称为“少皞之虚”。
    蚩尤是东夷族的又一个重要的部落，曾一度是一个以武力强盛称雄天下的部落集团，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族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由于他们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传说蚩尤曾经被封于曲阜，并统领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其陵墓在东平郡和山阳郡，即今山东离曲阜不远的的鲁西南地区。
    中华文明的开拓者伏羲、炎帝、黄帝三位先哲，分别被后人尊为天神、地神、人神。他们的活动和贡献，相当多的是在山东。有关伏羲的遗迹遍布中原大地。山东单县、邹县、兖州、泗水、滕县、微山等地都有伏羲陵、伏羲庙(人祖庙)或画卦石（山）。现存的山东嘉祥县武氏祠汉画像石，就有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画像。史书记载，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在曲阜建“大庭之国”；黄帝也是山东人，生于寿丘，寿丘在鲁故城东门北，今曲阜东北八里。炎帝、黄帝战争和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齐鲁，并都曾在齐鲁建都，也都封禅过泰山。后来，炎帝后裔建立了齐国，黄帝后裔建立了鲁国。
    另外，还有后羿、皋陶等著名人物都有文献记载的古代传说证明其在曲阜及其周边地区活动过。这些有关泰山及曲阜的这些记载或传说表明，泰山及以南地区以及当今的鲁西南一带，在中华文明发祥的早期也是一个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以山东地区活动为主的东夷族确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渊源之一，东夷先民同其他地区文明的先民一同开拓出了整个华夏文明的雏形。
    (磐石  辑录)

学联 学识渊博

6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乃南方巢居的典范，人们根据出土的木制榫卯构件还原“干欄”式建筑，也就是今天西南常见吊脚楼、竹楼，以及南方、韩国、朝鲜和日本常见穿斗式房屋的前身，为蚩尤氏东夷部落，今日汉族、苗族延续河姆渡文化，从“双火鸟”纹雕看来，乃炎帝一族鸟图腾。
5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乃北方穴居的典范，人们根据人居遗址的土坑还原的穴居模型。仰韶文化继承于此，陕北的窑洞、东北的地窨子都属于此类”，从“断木为杵，掘地为臼”遗迹而言推论乃黄帝一族。后世抬梁式住房、宫殿由此演化而来。所谓“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四梁八柱皆源于此。”

不管颜氏源于曹姓还是源于姬姓都是黄帝子孙，但是，长江中游炎帝、长江下游的蚩尤部落北上，邾娄、郳地都是手工业和农耕技术繁华之处，代表当时先进文化。

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与后来中华民族融合，几乎都是强悍野蛮战胜懦弱文明的历史，但是，在文明之下野蛮被脱胎换骨地同化了，柔能克刚。儒者、知者、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的文化与技术。

典型的“山东”式自吹自擂文风，齐鲁、河洛、川陕、楚天、两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