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唐代长安城的里坊分布 [复制链接]

    唐代，颜氏家族自高祖思鲁公携子侄武德年初同州朝邑长春宫受封，我们先祖开始在三秦大地上展开了壮烈的历史演义，诞生了不少千古垂名的国家栋梁之人材，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留下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忠孝故事。

    我将一些历史人文地理资料归纳整理一下发上网，以便于有兴趣者考证，给好文博古的朋友提供些素材。

    与我们颜氏家族史料中有关累及提到的主要地名关键词有：敦化坊、通化坊、万年县、长安县、凤栖原、长春宫。

    唐长安城

    唐代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东西9.7公里，南北8.6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的都城大7倍，较200年后（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人口曾达百万。

    隋大兴城

    隋唐长安城故址包括今西安城及其近郊，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城西北角压汉明堂、辟雍遗址。隋初都汉长安城，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命高颎  、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设计新京城。唐高宗李治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才全面建设。隋初名大兴城，唐改长安城，或称京师。天显元年（公元742年），称，西京；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称中京；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复称西京，次年定名上都，学术界一般称“隋唐长安”。

    唐长安城平面布局左右对称，以承天门大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有学者认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以宫城、皇城之广长为模数，分全城为若干区块而形成格局模式。

    隋唐长安城分三部分：外郭城、皇城和宫城。宫城居北沿正中，皇城居宫城之南，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卫护皇城和宫城。

    外郭城南三门，中明德门，东启厦门，西安化门；东面三门，北通化门，中春明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廷平门；北面三门，均在西偏，东纺林门，中景曜门，西光化门。明德门一门五道，其余均一门三道。两侧的两门道是车道，发现有车轨痕迹。也有说，大明宫西南面的兴安门，原也是城门之一，则隋大兴应有十三城门。墙为夯土版筑，墙基宽9-12米，墙外距墙基3米许，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

(整理中待续)

    隋唐长安城的里坊模式。城方形四门十字街。各府、州、县城內的里坊佈局基本相同，是当時城市一种推而广之的佈局方式。居住区都呈长方形，四面有围墻。区別是城宮城的东、西各坊，有的三面临街，有兩面临街，有的四面临街，各坊不临街的一面或兩面，以单墻与鄰坊隔开。里坊的內部结构更加完善，坊內十字街道分称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由此划分出的四个区域內，再设小十字街，形成了十六个区块，也分別有专称。

    颜真卿撰书家庙之碑文中：“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这里记下的即是唐长安城街坊的十字街模式。

  注：［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宋敏求《长安志》......东南隅，行台左仆射陨国公殷开山宅。西门之北，秘书监颜师古宅。］

唐长安城街坊图：

请下载到电脑中放大阅览，坊名均能清楚。

      公元7世纪的初唐

      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6英里，南北5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1／8。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110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500尺宽，在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  学者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太宗李世民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对唐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
 

［中书省----发令。这些命令唐代叫做“敕”，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却不由皇帝拟定，而由中书省拟订。其程序如下：由中书舍人草拟圣旨多份，称“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中书省长官）或中书侍郎（中书省副官）选出一份并稍加润饰，成为正式诏书，接着由皇帝画一敕字成为皇帝的命令，最后下达门下省。］

    里坊是城市空間規劃的基本單位，是一種聚居方式、生活方式，它像巨大軀體中的一個個細胞組合起來，運轉着城市的生命活力。里坊作為一種制度，曾經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幾百年不變的穩定格局，它在世界古代城市中是獨創而且幾乎獨有。因此，研究中古時期城市的里坊問題备受關注，諸多學者發表了精闢地見解，也有不同意見和未涉及的問題。里坊格局下所產生的人類生活和社會文化，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群體面貌，甚至長久地影響着中國文化傳統。因此，里坊制度的出現、內部結構特徵、時代變化、衰落的過程及其原因，以及在古代城市設計上的影響仍值得作系统性的探討。

   “里”和“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在大量的研究論著中常常被連用為“里坊”。或以為隋代以前多稱“里”，其後多稱“坊”。“里”為正規名稱，“坊”為俚俗之稱。 “里坊”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在討論城市佈局時無關緊要，如果深入考察城市內部規劃，探討里、坊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功能時，兩者的異同必須加以分辯。

“里”作為居住形態，漢代以前就已經出現，當時還稱之為邑、閭。《詩·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逾我里。”毛傳曰：“里，居也。”《爾雅》卷二《釋言》：“里，邑也。”《禮記》鄭注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周禮》卷二二《地官》閭胥云：“閭胥各掌其閭之征令”，鄭玄注引鄭司農曰：“二十五家為閭。”《管子》還有周詳並涉及到內部管理的記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闕，宮垣閉不可以不修。……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1]。

    唐代“里”和“坊”有更加明確的區分。趙超在《唐代洛陽城里坊補考》中認為：“里、鄉，完全由人戶決定，不受地域局限……而坊，則是面積大小固定的，服從於城市建築的建築區劃，坊與戶數之間沒有一定的對應關係。”[1]唐代社會最基層的建制中，“里”、“坊”的行政長官分別是里正和坊正，兩者的性質不同。從職能上看，《通典》卷三《食貨》引《大唐令》：“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2]“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3]如此看來，里正負責戶籍田地，賦稅徭役。坊正管理治安訴訟，民事糾紛。從中可以看出“里”、“坊”區分是在社會基層建制中分別屬於鄉村和城市。

從人口管轄的角度上看城鄉難以分辨，因為城內也有人口管理問題，因此在城內“里”、“坊”在行政管理職能上出現了部分地重合。《舊唐書·職官志》戶部尚書條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里”表面上看是“百戶為里，五里為鄉”，主要是指農村，可實際上，“里”重要的設置原則是所轄戶口多少。在城市按區塊設坊，便與由人戶數量決定的基層行政單位“里”結合在一起了。《舊唐書·五行志》載，開元八年（720）六月，關中暴雨成災，致使“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為池，一坊五百餘家俱失”。如果以百戶為里計算，興道坊中應有五個里。

真卿公在家庙碑额中记载：

【高祖记室君国初居此宅】即记下颜思鲁唐开国初武德年间(公元618年)，住在此祖宅内。祖宅建在城郭内街坊，当时在京城颜氏家族已经有较大的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