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财政大臣颜异对稳定囯家经济及国防策略的历史作用 [复制链接]

〔阅读资料〕 :%!=Ej.J  
　　　　　　　　汉武帝酷吏张汤构陷司农颜异 　西汉曾有“腹诽”罪 :%!=Ej.J  
　　张汤也是被司马迁写入《酷吏列传》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十位“酷吏”之中，此公还算清廉。“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为所得奉赐，无他业。”但对于公正执法而言，清廉只是必要前提，并不是必要条件。在张汤的事迹中，使我最不以为然的是对大司农颜异一案的处置。颜异是管经济的，“以廉直”而位“至九卿”，他得的是“腹诽”罪。这个“腹诽”罪就是张汤发明的，比宋高宗时岳飞所得的“莫须有”罪；明英宗时于谦所得的“意欲”罪，都早了一千几百年。 :%!=Ej.J  
　　关于颜异的“腹诽”罪，《纲鉴易知录》有简要介绍：“上既造白鹿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蔫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按：同例)，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Ej.J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汤有两个特长。其一，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政治上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在整治别人的时候，绝对以汉武帝的是非为是非，且如司马迁所言：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且，在他看来，对汉武帝的任何不敬，都是大逆不道的，其罪当死；其二，他有很灵的“政治嗅觉”，或者叫做“政治敏感性”，“上不悦”，他就闻到了味道；“异不应，微反唇”，他又闻到了味道，这两种味道凑合在一起，颜异的“腹诽”罪就被他构陷出来了。 :%!=Ej.J  
　　然而，“腹诽”而成之为罪，毕竟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Ej.J  
　　什么叫“诽”？“诽”与“谤”连用，合称诽谤。“谤”是公开指责，“诽”则是背地非议。诽谤有罪，乃是因为捏造事实，并对别人构成了实际上的伤害。举一个例子说，“人或毁(直)不疑，以为盗嫂”，直不疑(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只说“我乃无兄”。无兄自然无嫂，既无嫂可盗，又何以“盗嫂”？直不疑本来是可以告他们一个诽谤罪的，因为说他“盗嫂”的人无中生有，很可能会使他讨不到老婆升不了官。反过来说，倘若直不疑有兄有嫂并且确实有过“盗嫂”的劣迹，人家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却又何罪之有。无论对事对人，都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仅仅是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就有罪，恐怕本身就说不通。且不说唐尧时“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在汉文帝的时代，也还废除过所谓的“诽谤”、“妖言”之法呢！ :%!=Ej.J  

颜学联:[表情] 汉武帝可能举贤破格，是什么原因将颜异从微小一乡里亭长直接提升为九卿?仅仅是廉直？ :%!=Ej.J  
(2014-01-05 21:35)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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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师古公曾注释《汉书》考证过仇杀颜安乐者，若按这一思路能否查找到颜异提升原委？ :%!=Ej.J  

颜培实:恐怕颜异不是赞成，为攻打西域筹集粮草的。 (2014-01-05 14:29)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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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异因为不赞成，才招惹杀身之祸，酷吏张汤妄以“腹诽”罪诬杀颜异。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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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酷吏张汤诬以“腹诽”罪（私下议论；反唇，眨巴眨巴嘴唇），诬杀大司农颜异。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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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Ej.J  
从历史故事中吸取教训，人性从古至今是不变的，因为人是动物，境界没有突破，到死也摆脱不了人性共有的特点，也摆脱不了普通人不能摆脱本事，因为颜异是人而不是神，从他故事中，他没有突破儒家思想，未能达到“离形去知”境界，故招来杀身之祸，只有象之推公那样的人，融合百家，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多读《颜氏家训》，不归周孔则明，归周孔则迷，特别是颜氏子孙学习儒家文化不能着相），融汇华夏文化，才能在紧急关头保存生命（多读<<观我生赋>>），真正体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最高境界。 :%!=Ej.J  
一个人出来社会，最重要的是自保，没有肢体，什么都不用说，再好的理论,再好事业等等都是一句空话。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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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开:赞成. :%!=Ej.J  
从历史故事中吸取教训，人性从古至今是不变的，因为人是动物，境界没有突破，到死也摆脱不了人性共有的特点，也摆脱不了普通人不能摆脱本事，因为颜异是人而不是神，从他故事中，他没有突破儒家思想，未能达到“离形去知”境界，故招来杀身之祸，只有象之推公那样的人，融合 .. (2014-01-06 11:00)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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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开说的有几分道理，在这个过程中，颜异无疑是悲剧中的人物，拿到兰州颜氏大会去说汉代西北丝绸之路上去述说恐怕选题不当。莫如选择颜真卿、岑参互送出关诗词更好。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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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学联，因为我在策划兰州会议的文化选题，不妨多几个角度。

应该姑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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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书法艺术与西北兰州文化影响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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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诗篇《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全唐诗第199卷)中读出动人的故事：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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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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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之一曲犹未了，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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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杀楼兰征戍儿。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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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秋八月萧关道，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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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断天山草。 :%!=E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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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南月欲斜，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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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向月吹胡笳。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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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笳怨兮将送君，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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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遥望陇山云。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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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夜夜多愁梦，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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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月胡笳谁喜闻。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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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34岁的岑参，在京都长安送别要出任河西陇右军事要职的友人——大书法家颜真卿出使河西走廊的诗作。依依送别时，诗人告诉要去边地去赴任的好友：赤须碧睛的胡人吹的胡笳会触动戍边的士卒的思乡之情。他说现在天气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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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了，北风吹黄了天山的草；昆仑山南的月亮将要落下，夜已深沉；诗人从长安眺望遥远的西北，自然勾起对友人的无限思念。在边城因思乡而多愁多梦的友人，怎么能经受夜夜悲凉的胡笳声呢!今天人们再吟诵这首1200多年前的诗章时，会产生一种悲壮与哀怨的思绪，也会扑来一种壮美的如同梦幻般的幻觉。诗人和书法家送别，总要用他们拿手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彼时彼刻的情绪吧!那就该是留在西北地域与饱含西北风格的艺术了。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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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异可讲他的理财高手，不讲其政治成份。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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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很多人说，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正统思想，然而儒家之成为主流统治性学说，也不过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之前战国时道家、法家、儒家、墨家、阴阳家论战不休，儒家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后来更是又有秦朝专用法家思想治国的数十年历史，儒家的传统又体现在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翟玉忠先生等现在的“新法家”们，认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所创立的，由商鞅、李斯、秦始皇进行了社会实践的法家思想，才是是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才是“中国原生文明”！ JURg=r]LI  
　　我们都曾经听说过所谓的“罢黜儒家，独尊儒术”，的确，汉武帝刘彻的确让儒家开始掌控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产业，但是汉武帝真的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徒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说过：“汉武帝时法家”。为什么毛主席会这么说呢？因为汉武帝在对国家基本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军事、政治、财政等职务上，仍然基本完全任用如张汤、杨可、桑弘羊、上官桀之类法家子弟，当时那些研究儒学几十年的著名的大儒们，如时任大农令的颜异，就因为反对算缗和告缗法令而被汉武帝刘彻处斩；儒生狄山因为反对继续与匈奴长期作战，不懂军事却被汉武帝硬送到前线，被匈奴人打死；向刘彻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一生都仅被汉武帝视为是顾问而已，最终还因为其宣扬“天人感应”说而被罢斥不用。由此可见，汉武帝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法家，他仅仅把儒家作为面具，以让自己与因为维护法家思想而名声已臭的秦始皇保持距离而已。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的干涉实际政治进程，那是在西汉末期汉元帝刘奭时才出现的。当刘奭还在给父亲汉宣帝刘询当太子时，就开始不断干预政治运作，他劝谏父亲刘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刘洵也气的痛骂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这段对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汉朝本来就有制度，那就是法家的霸道与儒家所说的王道并重，也就是礼仪和法制并重，你怎么能光用儒家道德教化那一套来反对法家，竟然想要恢复周礼了呢？刘洵接着长叹：“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汉元帝死后还没三十年，王莽便篡位建立“新朝”，搞的匈奴复叛、西域起兵、中原内战、天下大乱了！ JURg=r]LI  
　　刘奭的尊儒反法明显的背离了汉武帝刘彻的教训，是对刘彻政策的一种反动。事实上，刘奭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当时一股想要修改汉武帝政策的社会思潮趋势的最终产物而已，在刘奭之前几十年，在其祖父汉昭帝刘弗陵时，就已经出现了一股想要修改汉武帝生前政策的思潮。这股名为“反思”的思潮带有很明显的经济学色彩，其最先打的旗号就是要改变汉武帝生前的国有化政策（即为盐和铁的国家专营，所谓“盐铁专卖”），重新搞私有化，所谓“让利于民”。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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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盐铁辩论”的产生背景 JURg=r]LI  
　　发生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之议”，其实质就是在对汉武帝刘彻的经济政策的评价问题上的争议。在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好几次防御性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毫无疑问，这些战争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细亚、欧洲、日本、南洋的交通；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民传播了汉族的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物质和文化，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所以能够创建如此辉煌，足令后代君王瞠乎其后的文治武功，他的雄才大略，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固然起着一定作用，然尤为重要的，就是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的创造，首先应归功于桑弘羊。 JURg=r]LI  
　　自从刘汉政权建立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工业，如冶铁、煮盐之类，都落入豪强和兼并之家手中。而到了汉武帝时，由于采纳了桑弘羊的一些策略，便实施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国家垄断了盐类、铁和酒类的经营权，严禁民间私商购买和出售这些物品获利。而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JURg=r]LI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此时儒家已经垄断了教育和文化界，所以他们都是儒生）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JURg=r]LI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这实质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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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站在坚决维护汉武帝生前政策立场上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则站在封建中央政府集权的角度，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必须大规模的深入地随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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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与和平，这一关乎国家基本生存的问题上，贤良文学（即儒生）们说：“好事之臣（暗指汉武帝刘彻），求其（匈奴）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宣称汉武帝生前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并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导致“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因而大为下降，这都是这场自卫反击战争的罪过，所以汉武帝刘彻反击匈奴不仅没有什么功绩，反而有巨大的罪行。贤良文学们还公开宣扬汉武帝讨伐匈奴以前的政策，称赞文景二帝对匈奴的和亲退让政策是多么美好幸福，抱怨汉武帝派将领王恢在马邑伏击匈奴，是破坏了两国友好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该有的战争，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坏了原本的美好生活。“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贤良文学们对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彻底否定，谴责“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带来重负和困苦，将武帝晚年的“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完全归咎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他们夸张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和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既然难以制胜，则不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合”，以体现“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方针。 而桑弘羊则大力赞美汉武帝刘彻生前的政策是正确的，称赞汉武帝生前反击匈奴的功绩，称战争虽会带来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但“边境强则中国安”，从长远来看“卒获其庆”。 桑弘羊的原话是：“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JURg=r]LI  
　　礼治还是法制，这是盐铁会议中辩难的又一重大问题。贤良文学们强调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贤良文学认为“礼义立，民无乱患”：“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桑弘羊则截然相反，他旗帜鲜明的指出，“异时各有所施”，当今乱世不同于“敦朴之时”。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才能出现安定局面。文学贤良强调严刑峻法的统治“不可久也”，危机只能由礼来解决。治乱不在于民，在于朝廷用什么政策引导黎民为善，防范百姓为恶。 在社会道德和法制上的争论，又引起了哲学上的论难。文学贤良认为老百姓的善恶或邪恶，“非性之怵，风俗使然也”。而导致老百姓的善与恶的风俗的优劣与统治者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古训，他们主张：“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故富民易与适礼”。桑弘羊则认为凡人皆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都追求荣华富贵，但“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教化并不能够改造人性，它只能辅助善者为善，而不能使恶者为善。在天人关系上，双方观点恰恰相反。主张性可教化的贤良文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虫生。”桑弘羊则以为阴阳都是跟天人关系好不相关的自然运行结果，是大自然造成的灾害，与人所作所为：“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为了坚持当时的政策，桑弘羊主张“时世异务”。当政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天，而器械便于用也。如果信往道古，必乖于今”，“而不合于世务”，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现在施行的政策（汉武帝生前定下的），不能学习古人，如果不这样就会遭到失败。而贤良文学们则表示反对，提出“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主张在复古的形式下着手改革。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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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又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功与过进行了辩论，重点讨论的就是秦朝的“法治”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秦朝的统治是功绩还是错误？商鞅和秦始皇到底是英雄还是恶魔？贤良文学们把商鞅说成是不是人的禽兽恶魔，“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他们对秦始皇更是谴责到无以复加。直述秦朝的灭亡不是因为赵高，却是因为商鞅和后来秦始皇时的开边名将蒙恬才导致秦朝迅速灭亡，“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桑弘羊则坚定不移的对儒生们进行坚定地还击，为商鞅和秦朝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并且强调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都是功高盖世，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秦朝灭亡的责任，而应该由赵高来承担秦朝灭亡的罪责“昔商（鞅）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商朝）而非伊尹（乱殷）也。”桑弘羊还指出蒙恬被秦二世胡亥处死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强大的秦朝的灭亡，才让本已被击溃的匈奴重新对中原形成巨大隐患。“蒙（恬）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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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盐铁论》一书，其论述的核心问题乃是本末之争。本即儒家看重的农耕，末即指盐铁专营、均输、平均等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商业。贤良文学们“崇本退末”，要求官府放松对末业的控制，结束国有企业对盐、铁和酒类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经营这些领域；桑弘羊则要求“本末并利”政策，则是要维护官府垄断“末业”，继续不允许私营企业介入这些禁区。桑弘羊指出，“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农工商的关系是相互依靠，彼此促进的。因此，要“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又强调“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势在利居，不在力耕”，将商业活动看作财富的源泉。所以，他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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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辩论的结果 JURg=r]LI  
　　盐铁论的争端最后又怎么样了呢？在当时的首辅大臣霍光的支持和庇护下，朝廷宣布这次儒法之间关于盐铁的辩论是儒生贤良文学们获得了胜利，彻底废止了酒类的朝廷彻底的国有经营专营，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改成民间经营朝廷征税。桑弘羊最终在这次辩论中失败。 JURg=r]LI  
　　作为首辅大臣的霍光虽然还不至于按照这些儒生的观点，“纯修内政以成德政”而对匈奴单纯的“感化”不使用军事，但却不在大规模主动地先发制人地进攻匈奴，不在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穷亡逐北”“封狼居胥”，重新回到了汉武帝之前的静态被动防御。 JURg=r]LI  
　　盐铁辩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霍光指责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和燕王旦图谋不轨，意图叛乱，桑弘羊被处死！这次政变的经过是：因为燕王旦为谋取年幼的弟弟汉昭帝的帝位，于是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汉昭帝，被霍光拒绝，后来走鄂邑公主（汉昭帝的姐姐）的门路才最终成功。此后燕王旦与反对霍光的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建立了联盟，意图除灭霍光。《汉书》等正史说桑弘羊也因为给自己的儿子求官被霍光拒绝，因而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但是长久以来都有人质疑桑弘羊是否参与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谋反阴谋，迄今尚无定论。桑弘羊对上官父子的密谋应该是不知情得，桑弘羊是被霍光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霍光本人也谈不上什么“忠良贤臣”，事实上霍光本人也曾将六七岁的女儿嫁给汉昭帝的辅政大臣金日磾的幼子金赏，以建立起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桑弘羊和上官桀。霍光自己如此，却竟然反对六岁的上官桀的孙女上官氏嫁给汉昭帝，这是纯粹的双重标准。霍光治家和驭下都不严，纵容家人和恶奴为非作歹，他的家奴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曾打上大臣府第。此外，汉朝封权臣的儿子以官职，一直都是惯例，霍光的几个儿子也无一例外的得封为中高级官员，因此他反对桑弘羊为儿子求官，纯粹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一句话，桑弘羊之死，是千古奇冤，是悲惨至极，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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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一书的形成 JURg=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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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汉昭帝盐铁辩论之后的汉宣帝时才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们（儒生）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的思想，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JURg=r]LI  
　　虽然《盐铁论》的作者桓宽一生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偏向贤良方正们的观点，但他把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