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记载秦始皇临终指定胡亥继位 [复制链接]

       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今天在长沙召开。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介绍，益阳兔子山遗址自今年6月发现简牍后，至目前已陆续出土简牍上万枚，其中在9号古井发现的简牍，记录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文告。
　　张春龙介绍，出土简牍的年代横跨战国晚期至三国吴，其中在9号古井，出土了楚简和秦简，秦简中发现了秦二世胡亥文告、秦朝益阳县公文等。

       来自秦代的简牍经考证属于胡亥“奉诏登基”的官府文告，为了解胡亥增添了一份实物资料。

       此外，兔子山遗址出土了一批楚简，上有人口户籍记录。张春龙表示，此前有关楚国的资料都出自文献和墓葬中，此次出土的简牍，是首次发现楚国的官方档案。

原文出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作者授权推出，如有转发请注明。
作者简介：孙家洲（1955——），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内容提要】: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

【关键词】:秦二世元年文告，《赵政书》，《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秦王朝的暴亡及其原因，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历史话题。其中，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死沙丘之后、胡亥在赵高的主导之下通过篡改秦始皇的遗诏而得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是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的说法，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中，有翔实的记载，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秦二世皇帝的即位是政治阴谋的产物、不具备“合法性”，是读史者耳熟能详的历史定论。在传世文献中，确实不见与之不同的记载，自然也就无从出现不同的观点。
       但是，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J9③：1）。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秦二世元年文告”把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主持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先生认为：简文内容是秦二世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文中强调继位的合法性。其部分内容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书》互相印证。这份诏书，甚至可以称之为“秦二世登基诏书”，其中所刻意强调的“朕奉遗诏”之说，确实提供了与《史记》的记载不同的史料来源。在2013年年末的集中报道中，张春龙先生的这段话，被多家媒体做过取舍不一的多次引用。
       在见到相关报道之后，我曾经与张春龙先生通过邮件讨教过有关问题，受益匪浅。2014年8月在成都市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年会时，我提交的会议论文——《<史记·秦始皇本纪>研读新知》中，就涉及到了对这份“秦二世元年文告”的历史学背景解读。最近一个阶段，我有意修订年会论文以图投寄发表。才注意到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简帛网》上已经刊发了吴方基、吴昊两位先生的文章《释秦二世胡亥“奉召登基”的官府文告》，而且作者的基本结论“可见胡亥诈立一事，民间多有耳闻。”“综上所述，胡亥是通过赵高、李斯矫诏得以继位一事以及继承皇位的不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1]与我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2014年在撰写年会论文时确实未曾注意到该文的存在，在学术史的梳理上出现了欠缺，实在是惭愧。考虑到两位吴先生的论文发表在一年之前，我曾经想过，本文不写也罢。后来想到，即便是结论相同的研究文章，倘若在论证的思路上有所不同，内容上有所补充，应该还有继续讨论的价值。故将有关思考重新整理，草成本文，请方家指教。

一、“秦二世元年文告”释读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先把这份“秦二世元年文告”，录出如下：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背）[2]

仔细研读文告的内容，按照我的理解，其在政治方面的重点是两个：

       1、强调秦二世的登基是按照始皇帝的遗诏进行的，要害的文句是“朕奉遗诏”四字。此前的“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一句，只不过是铺垫式的官场文字而已，似乎不必深求其解。
       朕奉遗诏”的政治用意，确实如同张春龙先生分析的那样，是为了证明二世皇帝登基的合法性。如果这份文告所言属实，那么，秦二世胡亥就是秦始皇在生前所选定的继承人。自汉代之下，读史者所熟知的赵高主谋发起的“沙丘之变”，就是一个历史“假案”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着“秦二世元年文告”被报道之后，一些并非专业研究历史的社会人士，就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凭借这份地下发掘的最新考古发现来改写秦朝末年的政治史了。其实，现在出土所见的“秦二世元年文告”的内容与《史记》的记载不一致，只是一个“记事抵牾”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抵牾，才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做的工作。我们一直尊重地下出土文献的价值，是因为它们深埋地下，所以避开了后世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的修改甚至是篡改。但是，绝不意味着只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有不同，研究者就要一律按照地下文献的记载而质疑甚或改写传世文献。地下文献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制造者”也会出于某种动机而歪曲历史甚或伪造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地下出土文献也要首先经过“可信性”的严格鉴定。研究者既不能被传世文献的虚假信息所蛊惑，也不可以对出土文献无条件地相信，而被其“愚弄”。对于“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纪事的抵牾，我们正应该秉持这样的思路，去做出比较、分析、判断。我的“释解”，详见本文下述。

        2、公布了秦二世的“元年新政”的主要措施，意在显示新君执政治国的基本思路，特别突出其“惠民爱吏”的仁惠之政，意在笼络人心、稳定政局。关键词是“元年与黔首更始”。更始，是习见于秦汉文献的常用语，大致上与“变革”“更改”相当。[3]后世有所谓的“改元新政”之说，是指新君嗣位之后，借着“改元”的布新之时，推出有别于旧君的新政。就这种类似于政治宣言的“套路”而言，这份出自于秦二世名义的诏书“元年与黔首更始”之说，应该是后世“改元新政”的直接源头。
       秦二世诏书“元年与黔首更始”的主要内容则是：
     （1）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
     （2）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此处的句号，在原文中是逗号）
     （3）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此处的句号，在原文中是逗号）
       其中的（1）句，有两点要做出解释：A、从文献的位置而言，置于“元年与黔首更始”之前，故也可以理解为“过渡性”文字，而不一定是“更始”之政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至少“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应该是“更始”之政的内在要素。尚可存疑。B、其中的“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一句的确切含义，尚不明晰。尽管其中的对言之文“具矣”可以与下句的“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做出联想型思考，但是，前半句的真实内涵并不明了。或者说，我自己还不能做出通解。
       其中的（2）（3）两句，是秦二世公开宣布的“元年与黔首更始”的主要内容，涉及缓刑、惠民、宽待县吏等三个方面。如果仅从这些宣示的内容来看，说秦二世有志于做个明君，也未尝不可。当然，其后不久的历史证明，他的“更始”新政仅仅停留在诏书上，完全不见付诸实行的蛛丝马迹。秦二世是亡国之君、愚蠢昏暴之君。

颜易安:片字断竹，千年的纸笔会说话，但道听途说之野史，不足己威胁正史的地位，3346枚竹签早己破解，是否记载颜异片言只句，还有待公布。 (2015-10-01 06:25) 

己陆续出版，此简录于武帝后期。

府笑颜开:    “胡亥继位是秦始皇听从李斯等建言” 这个与李斯的学识、为人有点不符吧？ (2015-10-02 15:26) 

李斯为相也不简单。

       他的小学著作也很著名，此批简中发现已亡佚的李斯著作《苍颉篇》
　　竹书中还有秦朝丞相李斯编著的文字学著作《苍颉篇》。此书自宋代以后已经亡佚,上世纪20年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对此有所发现,但大都只是保存了一些零星的片段。这次发现的竹书《苍颉篇》,保存了1200多个完整的文字,其中大多数为首次发现,对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温州颜箴厥:期待学联亲发现关于颜异祖公的片言只字。[表情]  (2015-09-30 19:00) 

未发现。
只有报道西汉前期景帝时倡行的黄老学说痕迹。此年代正是异公由济南一亭长逐步迁升至高位。
竹简可能抄于汉武帝时代。
武帝时异公为大农令，汉朝九卿之一。
据朱凤瀚教授介绍，这批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估计经过整理拼对后，可复原的完整竹简在2300枚以上。从竹简上出现的“孝景元(前156)年”字样，可以大致推出竹简的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其中多数可能抄于汉武帝时代。
异公遇难(前117)年。只可从侧面看到些此年代时的社会片段佚文。

发现迄今最完整汉代古本《老子》

　　据介绍,竹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当首推《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几乎堪称“完璧”。

　　朱凤瀚教授介绍说,他们在竹书《老子》中,首次发现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这分别对应的是《德经》和《道经》,而且每章前均有分章符号,文字内容和篇章结构也与以往所见各种版本有所不同,可以说是目前探讨《老子》分章问题最原始、最齐全的资料,对《老子》一书的整理校勘极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