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昌”城与“孔子像及回公介绍”的最早珍贵文物出土 [复制链接]

颜学联:是的，汉代是独尊儒术的特定时期，为维护朝廷的统治以及后世文化的发展取向作如何评价，学派观点各不一。
我也在关注3000多枚竹简的释解，尤如孔颜画像。这些遗产凸现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反映。
....... (2015-12-23 09:17) 

          历史太长，我一下讲不完，总之，从四千余年前，大洪灾过后，大禹时期，九州全面实施了统一治水工程，以解决粮食危机，颜家及其部属大部分南下，加入了江西、湖南、湖北长江中下游巨大的治水工程之中，周人则负责现在的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以南方为中心的天下粮仓，从此解决了九州百姓吃饭问题，功劳非常大。
         治水以后，长江以南成了道统文化中心，聚积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掩盖一种文化，就需要掩藏南方的历史及中国很多历史事实。
          道统文化主要思想：平等、团结、公平、正义、同心同德；反对剥削压迫，反对实行奴隶制度，也就是颜子精神“无伐善、无施劳”。所以它是任何阶级社会都不敢使用一种文化！！！
          龙凤虎玉佩就是道统文化的信物。

平原的形成
       世界上大多数 平原并非天然，它们原来沟壑纵横，丘陵密布，现在的平原基本都是四千多年前大洪水的产物，内陆湖泊长时间水浸泡淤泥沉积的结果，今天我们站在杭嘉湖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依然可以看出当初的轮廓，许多丘陵、小山头镶嵌其中，在杭州良渚文化遗址，上层文化与中下层文化相差五六米深，中间全是淤泥，就是四千多年前发生大洪水铁的证据，包括《圣经》在内，全世界都有大洪水的记载，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
         再说，陶器文化的结束，应该就是治理洪水的需要。
        有草木覆盖的土地水土流失会很少，形不成平原水土需要量，只有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利用，裸露的土地才会造成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可见，环境保护多么重要！

颜邦金:平原的形成
       世界上大多数 平原并非天然，它们原来沟壑纵横，丘陵密布，现在的平原基本都是四千多年前大洪水的产物，内陆湖泊长时间水浸泡淤泥沉积的结果，今天我们站在杭嘉湖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依然可以看出当初的轮廓，许多丘陵、小山 .. (2015-12-24 18:16) 

学院派观点。

“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
中国考古网
　　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月刊》编辑部协办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子课题“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及“世界古代史和人类学、考古学研究中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个案研究综述”研究方向上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以及《学术月刊》、《中原文化研究》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杂志社，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怀俄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共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中包括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李伯谦教授、林沄教授和在中国个案及理论研究第一线成就突出的学者谢维扬、陈淳等，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中极为活跃的学者（美）凯利、（荷）克里斯潘、（俄）格里宁、（俄）克拉丁等。会议共收到论文29篇。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宁镇疆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文学院副院长张童心教授、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教授等先后致辞。王巍所长指出，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未曾中断的文明起源及发展历程，作为一个连续的独特文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文明意义重大，而且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及文明起源研究也密切相关。中国个案对于推进全球国家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起源的研究，在吸收国际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中国个案本身的内涵研究，在对中国个案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合理的有关中国国家起源及文明起源的叙说框架，这是中国个案之于全球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含义及核心内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除围绕国家的性质、内涵与概念，前国家政治组织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外，还对中国国家起源及演进的论说框架，中国不同地区的国家起源及演进情形，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一、国家起源及演进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

　　１.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相关问题

　　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早期国家的性质及特征均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密切相关，并直接牵涉国家的性质及定义问题，是与会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美国考古学会前任主席、怀俄明大学考古学系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教授的论文《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狩猎采集者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基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行为生态学模型，通过分析中国早期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国家在人口增长与社会分层、需求共享与社会关系、群体规模与土地承载能力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指出中国是验证该模型的理想地区，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可注意人口密度、可耕地分布和新土地开拓成本等关键变量。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谢维扬教授《酋邦与国家接近到什么程度？——对国家起源研究中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地位问题的一点认识》一文，通过对酋邦这一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概念的梳理和讨论，并联系对夏威夷等个案的分析，指出酋邦与国家在主要特征上极为接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注意研究区分酋邦与国家的正确方法问题。通过梳理塞维斯的酋邦概念与弗里德理论模型相关概念的关系及国内外研究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谢维扬教授指出：酋邦作为最接近国家的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这一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对于夏威夷等个案研究者意见的分歧则更实际地反映出因酋邦与国家特征的接近而形成对于国家制度存在判定的困难。在此基础上，谢维扬教授认为塞维斯将有无政府的存在作为酋邦与国家在政治形式发展上最重要的区别的意见值得重视，对国家存在的判定应重视考察反映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及运作的相关证据。鉴于考古学有关国家起源研究所依据的物化证据标准存在局限，因而在有关国家起源，尤其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还应重视了解和分析与国家起源相关的历史性事实对于相关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作用，应注意对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后果进行充分的估计。

　　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琳·柏雅（Lin Poyer）教授《有关现代太平洋群岛酋邦研究的一些见解》一文从人类学视角审视主要基于考古学方法和材料的国家起源问题。柏雅教授主要从亲属关系、性别角色及酋长与平民的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对太平洋群岛的酋长制社会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柏雅教授通过对现代酋邦社会的研究指出，酋邦是不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意见并不完全准确，酋邦自有维持自身平衡及运作的机制，酋长和平民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酋长与平民在维持及扩大各自权力方面存在博弈情形，相较“酋长如何获得权力”，“平民如何失去权力”可能是更好的问题，与其说未发展为国家的酋邦是“失败的”，不如说国家是酋邦本身调节机制失败的产物。

　　上海大学倪皓博士与张童心教授合著的《简述“国家”概念与内涵》一文通过对国家概念及内涵的梳理，提出将国家内涵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相对永久化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以及组织形态于空间上与政治上的延展性，并将前者作为贯穿国家形态演变始终的共同维度，将国家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划分为早期国家、古代国家、现代国家三个主要阶段。对于中国早期国家，论文作者将其理解为酋邦与古代国家之间的中间状态，以亲缘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通过制度化的刑罚以及相对规范的礼仪教化（人伦制度与天道信仰的结合）实现相对永久化、非人格化的政治统治。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E. Grinin）教授《论早期国家的形成模式》一文基于对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的讨论，概括了国家起源的两种主要模式：“垂直”模式和“水平”模式。“垂直”模式中的国家形成是从小规模的前国家政体发展到原始国家；在“水平”模式中，首先被观察到的是复杂性堪比国家的“早期国家类似体”的形成，而后“早期国家类似体”转变为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安德烈·克罗塔耶夫（Andrey V. Korotayev）教授《国家起源研究的环切理论：跨文化再分析》一文对美国学者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的限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对狩猎采集社会、酋邦（包括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社会及国家社会中不同类型战争的发生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后，克罗塔耶夫教授认为战争是酋邦和国家的结果而非原因。

　　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当今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一文较为完整地回顾了西方有关文明探源研究及相关理论方法的历史沿革，并着重梳理了文明探源研究中考古学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演变，同时结合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实际，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与西方相关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互动情形。如通过“酋邦”概念在中国学界的接受情形、国内聚落考古实践的发展、文献传统对于文明探源研究的影响，陈淳归纳出中国与西方在文明与早期国家这项战略性课题研究上存在的主要差异。

２.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及演进的个案研究

　　荷兰莱顿大学提奥·克里斯潘（Theo J.H. Krispijn）教授《美索不达米亚“基什国”的早期政治体系》一文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什国的考古发现与国家形态。首都师范大学金寿福与晏绍祥分别聚焦于古埃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教授《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演进》一文聚焦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及邻近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及演进问题，因该地区并非处于国家起源的主要核心区，其早期政治实体属于“次生的”早期国家，这为“次生的”早期国家形成个案提供了参考。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的迪米特里·邦达连科（Dmitri M. Bondarenko）教授《贝宁王国（13—19世纪）：一个非国家超复杂社会》一文以13世纪至1897年英国建立殖民统治期间的前殖民时代贝宁社会为研究对象，概述了13世纪之前比尼人的社会演进历程及13-19世纪作为巨型社区的贝宁王国的起源及演进历程。根据是否基于超血缘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具备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制度，邦达连科认为形成于13世纪的贝宁政体并非国家，而是一种非国家超复杂政治组织，并将其称为“巨型社区”。贝宁“巨型社区”并非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替代物”，这代表了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演进的另一种类型和方式。

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１.中国国家起源及早期国家演进的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伯谦教授《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的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概述性回顾了以“辽宁红山古国”、“安徽凌家滩古国”、“河南仰韶古国”等为代表的古国阶段，经以良渚、陶寺为代表的王国第一子阶段、以夏商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二子阶段，经以西周、东周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三子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囯灭亡的帝国阶段的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国家起源考古资料的梳理，李伯谦先生着重回顾了“古国”至“王国”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进展，指出中国学界习用的“古国”概念应当接近于西方学术界的“酋邦”，并总结了国家起源研究中当注意的关键问题，如有关国家的性质、战争与国家产生的关系、国家的权力形态等。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林沄教授在其《中国考古学中“古国”与“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从中国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目前尚未形成基本统一的看法，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对作为社会发展物化表现的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许多客观困难。就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林沄先生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得到充分重视：一是要详细比较各个案例有待于较为全面的发掘和调查工作；二是目前对一部分重要案例的年代学看法还存有分岐，这有待于更多测年数据的获取；三是不能把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简单化；四是考古学中物化现象的分析应参考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而逐步细化。此外，林沄先生指出，除了总结国家起源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物化表现外，还应总结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动力，并且应着力于以下问题的研究：针对农业社会特点的“敬授民时”，即颁布历法的技术和权力；诸如治水的大型工程的技术和领导力；“平章百姓”，即吸引和团结不同血缘集团的方法和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一文大致梳理了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进展及所展现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许宏指出，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和重大收获的同时，中国考古学在有关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不甚重视理论思考，具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国外相关研究进展较为隔膜，对考古学本身的学科局限及对其它相关学科的借鉴重视不够。有鉴于此，许宏先生提出“东亚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的叙说框架：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伊扎克·贾菲（Yitzhak Jaffe）《中国最早的国家：长时段发展轨迹分析法》一文以长时段发展轨迹研究方法，对从晚期仰韶一直到二里岗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北方存在两个快速变化的阶段：一是起于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时期，该时期内若干个不稳定的地区性国家产生又消亡了；另一个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一个统一的跨地区国家迅速兴起。贾菲采用长时段发展轨迹分析这一新的方法，旨在既吸收对国家起源研究模型失于过度简单化的批评，又保留了将剧烈社会政治变革与国家形成相联系的观念。

　　除上述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做较宏观考察和研究的论文外，也有学者报告了对中国不同地区国家起源个案研究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试论中原地区初期王权国家的特征》一文聚焦于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个案研究。基于陶寺发掘的已有资料及最新进展，高江涛指出陶寺遗址有着复杂的等级差别，存在着王权和礼制，其形态上应该属于都邑国家，而非广域王朝国家。高江涛认为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初步形成于陶寺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时期基本成熟；相较于其他地区，中原地区以王权和礼制为特征的国家形态或王权模式更务实也更具可持续性。

　　上海大学曹峻《华夏文明与太湖地区的社会发展》一文基于对良渚地区考古学材料的分析，指出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已较为剧烈、公共权力和管理机构已经出现，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更多表现出城市国家的特征，应是已处于城市国家状态的文明社会。虽然华夏文明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包括太湖良渚文化在内的一些精华，但与其说太湖地区的良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前身，毋宁说是二者在不同道路上各自前行，同时相互有过交流和影响。然而由于区域间文化交流始终存在，所以太湖地区也始终处于华夏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体系中。

　　宁波大学刘恒武与杨子合著的《新石器时代随葬陶器的演变与地域社会的统合——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考察环太湖各地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晚期陶器的演变，探讨了这一时期环太湖地域社会的统合进程。

　　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夜郎国与夜郎酋邦社会》一文基于对夜郎地区考古学资料的分析，指出该地区青铜文化的演进具有十分明显的时间非连续性和地域非连续性特征。夜郎地区的各个政治实体之间没有君臣或上下级的层级关系，而是族群与族群或酋邦与酋邦的关系。

２.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相关的历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一文聚焦于夏商西周王权形成及演变及性质问题。王震中先生认为上古中国真正的王权是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之王支配天下的最高统治权，它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大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其诞生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王”字和“王”的称谓起源于作为军权象征的斧钺，王的原始含义是掌握武力者,在上古中国，王权与王的称谓有联系但又并非绝对相等同。夏王朝“天下共主”的王权渊源与之前万国时代族邦联盟的盟主权不同，是由盟主的霸权转化而来的。

　　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在其《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一文中指出，《厚父》中的王应是周武王，其与厚父的对话代表了周人对早期国家起源的认知，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简文内容所表达的君权天赋的国家起源论并不足信，但从国家伦理来看，其中立君为民、明德慎罚、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成为后来中华政治文化的精华。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教授《再论“余一人”问题——兼说商周的“民本”与王权》一文通过对卜辞及早期文献中关涉“余一人”内容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卜辞中的“（余）一人”辞例还是早期文献中的“余一人”及类似表述多为谦辞而并非反映“专制”和“独裁”。基于对早期文献中“余一人”及类似表述内容的分析，宁镇疆教授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本”精神的久远渊源以及“民本”与“君德”意识的蕴育和强化情形，并从政治发生学、早期政府组织运作模式、三代“放君”历史以及国家结构等方面来考察中国早期国家“有限王权”的情形。

　　此次会议在“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总题下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涉及：1.国家的本质、定义、内涵及判定标准；2.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及其演进与国家起源的关系；3.国家起源的动力机制；4.国家演进的样式；5.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研究等。而与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则体现出更加精细化和更具综合性的特点。这不仅是国家起源研究迈向更高层次的要求，更是相关研究渐趋成熟的一种表现。

（作者：赵争　上海大学历史系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颜学联:２.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相关的历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一文聚焦于夏商西周王权形成及演变及性质问题。王震中先生认为上古中国真正的王权是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之王支配天下的最高统治权，它 .. (2015-12-26 09:42) 

        好！他们有理论，我有事实，合而明。

12月25日，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棺清理现场，考古人员在主棺内外棺之间首次提取了金板20块。此次出土的金板，长约23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0.3厘米。金板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首次发现，再次体现了墓主身份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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