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复制链接]

    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 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李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 [2]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
    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
    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
    （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
    （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
    （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
    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
    （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当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
    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
    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

范仲淹
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当前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如今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

鄱阳芝山碧云轩范仲淹雕像
，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

范公堤
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范仲淹(20张)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