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汉朝大农令颜异宦海三十余年历史背后那些事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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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桓宽著作《盐铁论》书中记录了汉武帝期间，当时以贤良文学儒生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政府官员为另一方，讨论民生疾苦问题。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Q|y}mC/  
    在《盐铁论·论诽第二十四》卷中丞相史曰：“颜异，济南亭长也，先帝举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这段文献说明，先帝乃汉景帝刘启，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登基，至颜异，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被诛杀。史实说明，颜异任西汉朝大司农，汉景帝时16年（公元前156-141年）；汉武帝时24年（公元前141-117年），大约仕宦三十多年之久为西汉上卿。 Q|y}mC/  
    大司农，秦时称治粟内史，景帝时改称太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大司农。两汉时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九卿之一。 Q|y}mC/  
    据明代《陋巷志》记载，颜异曲阜颜氏宗子世系十一世先祖，为颜回后裔第十一代，济南人。 Q|y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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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Q|y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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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汉书》均有记载，颜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西汉九卿。“廉直”乃释为清廉正直。史上查证不见西汉时颜异的传记，只留下《史记·平准书》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据考，大概史家录史，惯多是废黜官员不记，或从简。关于颜异，西汉史官司马迁《史记》不详，记载避而不谈，一笔抹煞。 uOd1:\%*  

学联亲的文章有学问，我看得有点吃力，可是看到您的头像有久违的亲切感，愿学联亲健康快乐，早日摆脱颈椎病的折磨，鲜花一朵问候多多......

学联亲闭关月余，畅然回归论坛，拜读颜异宦海沉浮历史，期待精彩继续。

我巳经穿越西汉，身着长袍布衫闲逛在汉长安城里大街上忙着淘宝购物呢！回来时给你和西弗带好吃的。。。。。。

期待十三届宗亲会召开，与你合照一张，回来让西弗细细“品尝”。

西汉盐铁辩论的背景、经过和意义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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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很多人说，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正统思想，然而儒家之成为主流统治性学说，也不过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之前战国时道家、法家、儒家、墨家、阴阳家论战不休，儒家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后来更是又有秦朝专用法家思想治国的数十年历史，儒家的传统又体现在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翟玉忠先生等现在的“新法家”们，认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所创立的，由商鞅、李斯、秦始皇进行了社会实践的法家思想，才是是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才是“中国原生文明”！ uOd1:\%*  
　　我们都曾经听说过所谓的“罢黜儒家，独尊儒术”，的确，汉武帝刘彻的确让儒家开始掌控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产业，但是汉武帝真的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徒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说过：“汉武帝时法家”。为什么毛主席会这么说呢？因为汉武帝在对国家基本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军事、政治、财政等职务上，仍然基本完全任用如张汤、杨可、桑弘羊、上官桀之类法家子弟，当时那些研究儒学几十年的著名的大儒们，如时任大农令的颜异，就因为反对算缗和告缗法令而被汉武帝刘彻处斩；儒生狄山因为反对继续与匈奴长期作战，不懂军事却被汉武帝硬送到前线，被匈奴人打死；向刘彻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一生都仅被汉武帝视为是顾问而已，最终还因为其宣扬“天人感应”说而被罢斥不用。由此可见，汉武帝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法家，他仅仅把儒家作为面具，以让自己与因为维护法家思想而名声已臭的秦始皇保持距离而已。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的干涉实际政治进程，那是在西汉末期汉元帝刘奭时才出现的。当刘奭还在给父亲汉宣帝刘询当太子时，就开始不断干预政治运作，他劝谏父亲刘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刘洵也气的痛骂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这段对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汉朝本来就有制度，那就是法家的霸道与儒家所说的王道并重，也就是礼仪和法制并重，你怎么能光用儒家道德教化那一套来反对法家，竟然想要恢复周礼了呢？刘洵接着长叹：“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汉元帝死后还没三十年，王莽便篡位建立“新朝”，搞的匈奴复叛、西域起兵、中原内战、天下大乱了！ uOd1:\%*  
　　刘奭的尊儒反法明显的背离了汉武帝刘彻的教训，是对刘彻政策的一种反动。事实上，刘奭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当时一股想要修改汉武帝政策的社会思潮趋势的最终产物而已，在刘奭之前几十年，在其祖父汉昭帝刘弗陵时，就已经出现了一股想要修改汉武帝生前政策的思潮。这股名为“反思”的思潮带有很明显的经济学色彩，其最先打的旗号就是要改变汉武帝生前的国有化政策（即为盐和铁的国家专营，所谓“盐铁专卖”），重新搞私有化，所谓“让利于民”。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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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盐铁辩论”的产生背景 uOd1:\%*  
　　发生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之议”，其实质就是在对汉武帝刘彻的经济政策的评价问题上的争议。在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好几次防御性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毫无疑问，这些战争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细亚、欧洲、日本、南洋的交通；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民传播了汉族的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物质和文化，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所以能够创建如此辉煌，足令后代君王瞠乎其后的文治武功，他的雄才大略，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固然起着一定作用，然尤为重要的，就是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的创造，首先应归功于桑弘羊。 uOd1:\%*  
　　自从刘汉政权建立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工业，如冶铁、煮盐之类，都落入豪强和兼并之家手中。而到了汉武帝时，由于采纳了桑弘羊的一些策略，便实施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国家垄断了盐类、铁和酒类的经营权，严禁民间私商购买和出售这些物品获利。而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uOd1:\%*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此时儒家已经垄断了教育和文化界，所以他们都是儒生）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uOd1:\%*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这实质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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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站在坚决维护汉武帝生前政策立场上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则站在封建中央政府集权的角度，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必须大规模的深入地随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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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与和平，这一关乎国家基本生存的问题上，贤良文学（即儒生）们说：“好事之臣（暗指汉武帝刘彻），求其（匈奴）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宣称汉武帝生前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并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导致“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因而大为下降，这都是这场自卫反击战争的罪过，所以汉武帝刘彻反击匈奴不仅没有什么功绩，反而有巨大的罪行。贤良文学们还公开宣扬汉武帝讨伐匈奴以前的政策，称赞文景二帝对匈奴的和亲退让政策是多么美好幸福，抱怨汉武帝派将领王恢在马邑伏击匈奴，是破坏了两国友好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该有的战争，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坏了原本的美好生活。“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贤良文学们对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彻底否定，谴责“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带来重负和困苦，将武帝晚年的“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完全归咎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他们夸张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和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既然难以制胜，则不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合”，以体现“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方针。 而桑弘羊则大力赞美汉武帝刘彻生前的政策是正确的，称赞汉武帝生前反击匈奴的功绩，称战争虽会带来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但“边境强则中国安”，从长远来看“卒获其庆”。 桑弘羊的原话是：“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uOd1:\%*  
　　礼治还是法制，这是盐铁会议中辩难的又一重大问题。贤良文学们强调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贤良文学认为“礼义立，民无乱患”：“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桑弘羊则截然相反，他旗帜鲜明的指出，“异时各有所施”，当今乱世不同于“敦朴之时”。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才能出现安定局面。文学贤良强调严刑峻法的统治“不可久也”，危机只能由礼来解决。治乱不在于民，在于朝廷用什么政策引导黎民为善，防范百姓为恶。 在社会道德和法制上的争论，又引起了哲学上的论难。文学贤良认为老百姓的善恶或邪恶，“非性之怵，风俗使然也”。而导致老百姓的善与恶的风俗的优劣与统治者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古训，他们主张：“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故富民易与适礼”。桑弘羊则认为凡人皆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都追求荣华富贵，但“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教化并不能够改造人性，它只能辅助善者为善，而不能使恶者为善。在天人关系上，双方观点恰恰相反。主张性可教化的贤良文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虫生。”桑弘羊则以为阴阳都是跟天人关系好不相关的自然运行结果，是大自然造成的灾害，与人所作所为：“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为了坚持当时的政策，桑弘羊主张“时世异务”。当政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天，而器械便于用也。如果信往道古，必乖于今”，“而不合于世务”，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现在施行的政策（汉武帝生前定下的），不能学习古人，如果不这样就会遭到失败。而贤良文学们则表示反对，提出“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主张在复古的形式下着手改革。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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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又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功与过进行了辩论，重点讨论的就是秦朝的“法治”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秦朝的统治是功绩还是错误？商鞅和秦始皇到底是英雄还是恶魔？贤良文学们把商鞅说成是不是人的禽兽恶魔，“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他们对秦始皇更是谴责到无以复加。直述秦朝的灭亡不是因为赵高，却是因为商鞅和后来秦始皇时的开边名将蒙恬才导致秦朝迅速灭亡，“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桑弘羊则坚定不移的对儒生们进行坚定地还击，为商鞅和秦朝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并且强调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都是功高盖世，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秦朝灭亡的责任，而应该由赵高来承担秦朝灭亡的罪责“昔商（鞅）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商朝）而非伊尹（乱殷）也。”桑弘羊还指出蒙恬被秦二世胡亥处死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强大的秦朝的灭亡，才让本已被击溃的匈奴重新对中原形成巨大隐患。“蒙（恬）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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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盐铁论》一书，其论述的核心问题乃是本末之争。本即儒家看重的农耕，末即指盐铁专营、均输、平均等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商业。贤良文学们“崇本退末”，要求官府放松对末业的控制，结束国有企业对盐、铁和酒类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经营这些领域；桑弘羊则要求“本末并利”政策，则是要维护官府垄断“末业”，继续不允许私营企业介入这些禁区。桑弘羊指出，“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农工商的关系是相互依靠，彼此促进的。因此，要“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又强调“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势在利居，不在力耕”，将商业活动看作财富的源泉。所以，他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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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辩论的结果 uOd1:\%*  
　　盐铁论的争端最后又怎么样了呢？在当时的首辅大臣霍光的支持和庇护下，朝廷宣布这次儒法之间关于盐铁的辩论是儒生贤良文学们获得了胜利，彻底废止了酒类的朝廷彻底的国有经营专营，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改成民间经营朝廷征税。桑弘羊最终在这次辩论中失败。 uOd1:\%*  
　　作为首辅大臣的霍光虽然还不至于按照这些儒生的观点，“纯修内政以成德政”而对匈奴单纯的“感化”不使用军事，但却不在大规模主动地先发制人地进攻匈奴，不在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穷亡逐北”“封狼居胥”，重新回到了汉武帝之前的静态被动防御。 uOd1:\%*  
　　盐铁辩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霍光指责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和燕王旦图谋不轨，意图叛乱，桑弘羊被处死！这次政变的经过是：因为燕王旦为谋取年幼的弟弟汉昭帝的帝位，于是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汉昭帝，被霍光拒绝，后来走鄂邑公主（汉昭帝的姐姐）的门路才最终成功。此后燕王旦与反对霍光的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建立了联盟，意图除灭霍光。《汉书》等正史说桑弘羊也因为给自己的儿子求官被霍光拒绝，因而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但是长久以来都有人质疑桑弘羊是否参与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谋反阴谋，迄今尚无定论。桑弘羊对上官父子的密谋应该是不知情得，桑弘羊是被霍光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霍光本人也谈不上什么“忠良贤臣”，事实上霍光本人也曾将六七岁的女儿嫁给汉昭帝的辅政大臣金日磾的幼子金赏，以建立起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桑弘羊和上官桀。霍光自己如此，却竟然反对六岁的上官桀的孙女上官氏嫁给汉昭帝，这是纯粹的双重标准。霍光治家和驭下都不严，纵容家人和恶奴为非作歹，他的家奴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曾打上大臣府第。此外，汉朝封权臣的儿子以官职，一直都是惯例，霍光的几个儿子也无一例外的得封为中高级官员，因此他反对桑弘羊为儿子求官，纯粹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一句话，桑弘羊之死，是千古奇冤，是悲惨至极，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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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一书的形成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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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汉昭帝盐铁辩论之后的汉宣帝时才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们（儒生）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的思想，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uOd1:\%*  
　　虽然《盐铁论》的作者桓宽一生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偏向贤良方正们的观点，但他把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毛泽东治国思想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变过程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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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特别是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1970年后的思想，可以说是他自己对其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其宝贵之处不言而喻。在毛泽东逝世36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应该冲破历史的层层迷雾，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作一个细致地剖析。 uOd1:\%*  
　　正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对着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的巨大打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如此），彻底摆脱了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治国理念，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法家治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初始目标的失败，对毛泽东由儒家治国走向法家治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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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早年的儒家治国理念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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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20世纪初西学渐进，儒家治国理念遭到了西汉后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然而两千年的华夏文明尘土，是不会被一时的清水清洗掉的。 uOd1:\%*  
　　直到1958年，毛泽东还在大加称赞贾谊的儒家治国理念，并将他的文章推荐给自己的主要政治智囊——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丢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固）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也可一阅。” 在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还着重地引用了贾谊《过秦论》中解释秦亡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uOd1:\%*  
　　贾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作为西汉初期儒家的代表，他为儒家最终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的笔下，原本作为中华原生态文明巅峰的秦帝国，逐步被儒家文人们贬污和痛斥成“暴政”的代名词。贾谊思想兼采儒、法，主张仁义与法治并用，但是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儒家的六经和德政，所谓“先礼后法”。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他指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书》、《诗》、《易》、《春秋》、《礼》五者道备，则合于德，合则欣然大乐矣”。 uOd1:\%*  
　　有人在读了毛泽东19岁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后，就认定他在青年时代就早已是法家，这只是一种误读罢了。尽管在那篇文章中，青年毛泽东感叹“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并夸商鞅为“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但文章立意却复归到儒家思想，认为商鞅的“徙木立信”只是“非常”政治手段，“国民之愚”才是“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深受晚清新儒家——康有为的学生、梁漱溟的老师——梁启超的《新民论》的影响（他在陕北曾亲自对美国左翼记者斯诺承认过），认为“必先塑新国民，方有新国家”。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组织了新民学会，1942年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都是先造新人，再建新社会。1958年他甚至以此写出名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送瘟神》），这首诗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uOd1:\%*  
　　那么在早年毛泽东的眼中，造就“新民”的途径是什么？他当时还是欣赏儒家一贯主张的教育，而非法家惯用的法律（“威生德”）。他早年的偶像梁启超，后来成为了民国初年恢复孔教运动的吹鼓手。1913年8月15日，梁启超还上书参、众两议院，请于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毛泽东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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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儒家到法家的转换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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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自传里曾经回忆，他从七岁起，就开始读《四书》。但是他还说：“我虽然熟读儒家经书，但我却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可教师却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读了它们。” uOd1:\%*  
　　大家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年读的书里，的确包含着强烈反抗旧制度的因素，但这些书不可能使他脱离儒家思想。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书，儒家的治国理念才得以在底层民众中普及——这也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无法摆脱这一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原因。 uOd1:\%*  
　　1926年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其讲授的课程中曾经多次提到陈胜、吴广的反秦农民起义，其中不乏对秦朝在法家思想支配下的政治的否定。在当时的学员们保存下来的记录中，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的文字：“（秦末）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着农民利益。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显然这里说“起兵讨始皇”是错的，应为“讨秦二世”。 uOd1:\%*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毛泽东后来“脱儒入法”了呢？笔者认为是1971年林彪叛逃的“913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设定的目标——“反对新兴官僚阶层”的失败，使得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尽管毛泽东在1950年代后期，就开始产生对秦始皇统治时期的认识的明显转变（比如毛泽东1959年在会见郭沫若、巴金、周扬、老舍等过去国统区的左翼老作家时，他就曾经说：“有人骂我是秦始皇，可他们不知道，他们骂我是秦始皇其实是夸我。我说他们骂的不够，我不光是秦始皇，还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还伟大！”），但他治国理念的明显变化，却实际上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后才出现的。由于当时（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重要的法家文献刚刚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比较著名的有1974年在湖北和湖南两省被发掘出的马王堆汉墓和睡虎地秦墓。在这两个墓葬中，都有大量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前的早期法家著作出土。毛泽东当时立即表示要看刚从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法家经典——《黄帝四经》，为此考古人员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把这本书尽快地整理出来，立即用飞机从长沙空运到首都北京供毛泽东阅览。毛泽东看后夸奖考古工作者“干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当时立即意识到法家思想实际上是华夏文明的主体，是肃清官僚集团的工具，也理解到法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制的意义。熟悉历史的毛泽东最先感受到法家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满腔的革命热血拍打华夏民族古老灵魂海岸的涛声。 uOd1:\%*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与江青聊天，他读了他最近才写的新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沫若）》一诗，诗的全文是：“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完后他对江青说道：“历代政治家里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比如被儒家那些酸臭文人们骂了千年的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武则天、王安石等等。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坚决不留情，同时主张厚今薄古，不去学习儒家所说的古代先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uOd1:\%*  

发生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之议”，其实质就是在对汉武帝刘彻生前政策的评价问题上的争论。在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好几次防御性战争。这些战争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日本、南洋的交通；输入了外国文化和产品，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些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创建辉煌，他的雄才大略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尤为重要的，就是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创造这个经济基础的功劳首先归功于桑弘羊。 uOd1:\%*  
　　自从西汉政权建立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工业项目，如冶铁、煮盐之类，都落入了豪强手中。到了汉武帝时，由于采纳了桑弘羊的策略，便实施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国家垄断了盐类、铁和酒类的经营权，严禁民间私商购买和出售这些物品。而“均输”就是在各地设均输官，负责征收和运输货物。地方上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起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同一种东西，贱时国家高价买，贵时国家低价卖，抑制投机倒把，稳定物价。 uOd1:\%*  
　　公元前81年正是汉武帝刘彻去世后的第六年，是汉昭帝在位。这年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此时因为儒家已经垄断了文化和教育界，所以他们都是儒生）60多人来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对匈奴的和与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国家大政的辩论会。 uOd1:\%*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他们提出了“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们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实际上是要抑制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实质上是要求汉武帝定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uOd1:\%*  
　　而站在坚决维护汉武帝生前政策立场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则站在中央政府集权的角度，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必须大规模的深入地干涉经济政策。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都坚决维护，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土地）兼并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农业），不营于末（商业）”，好“建本抑末”。 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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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治还是法制，这是盐铁会议中辩论的又一重大问题。贤良文学们强调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贤良文学认为“礼义立，民无乱患”“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桑弘羊则截然相反，他旗帜鲜明的指出，“异时各有所施”，当今乱世不同于“敦朴之时”。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也就是严刑峻法才能创造安定局面。文学贤良强调严刑峻法的统治“不可久也”，危机只能由礼来解决。治乱不在于民，在于朝廷用什么政策引导黎民为善，防范百姓为恶。文学贤良认为老百姓的善良或邪恶，“非性之怵，风俗使然也”。而导致老百姓的善与恶的风俗的优劣与统治者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古训，他们主张：“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故富民易与适礼”。桑弘羊则认为人皆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都追求荣华富贵，但“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教化并不能够改造人性，它只能辅助善者为善，而不能使恶者为善。在天人关系上，双方观点恰恰相反。贤良文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虫生。”桑弘羊则认为阴阳都是跟天人关系毫不相关的自然运行结果，是大自然造成的灾害，与人所作所为无关。“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为了坚持汉武帝的政策，桑弘羊主张“时世异务”。当政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天，而器械便于用也。如果信往道古，必乖于今”“而不合于世务”，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现在施行的政策（汉武帝生前定下的），不能学习古人，如果不这样就会遭到失败。而贤良文学们则表示反对，提出“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主张在复古的形式下着手改革。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与张汤研议发行“白鹿皮币”，一张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要购买，是一种变相勒索。武帝征求大司农颜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武帝大不高兴。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史记·平准书》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于是颜异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