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灭靖安境内最后的土匪
剿灭靖安境内最后的土匪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毛主席、朱总司令随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午夜，从九江至江阴一千多公里的长江沿线，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分三个集团渡过长江天险，直捣南京老蒋的老窝。按照总前委的部署，西集团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的30万大军，主攻九江一带。刘、邓先头部队成功过江后，迂回国军前沿阵地背后。顷刻间，国军处于背水作战的被动中……九江一带被二野顺利解放，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弃守而逃。其中，国军连长胡大铭带着他的26名残兵，从九江湖口一路逃窜到赣西北大山里的武宁，后又从武宁逃往与之交界的靖安塘埠……
人哭猪叫，土匪进村了！
我叫颜先进（原江西省纪委副书记）。1947年2月，父母双亡，年仅14岁的我和弟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49年6月，解放军某机炮连进驻江西省靖安县塘埠山区剿匪。区长赵志富（东北黑龙江人，后任宜春地区外贸局长，现离休）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一头整齐的分头，精悍中透出几分文雅。他动员我到区政府工作。从此，我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1950年2月，刚过完春节不久的一个晚上，天冷且黑。树上屋檐下结满了麦芽冰（冰挂），夜如一个倒扣在山脊上的黑锅。当晚9：00,一个浑身冒热气的放牛汉，跑十七、八华里山路，从石子排村到区政府报告，“不…不好啦，土…土匪进村了！”太过慌张，说话都有点结巴。
多年征战，磨练出赵区长处事的果断与冷静。“境内的土匪经过1949年8月我军大部队围剿不是全部歼灭了吗，怎么又蹦出土匪来了呢？！”问详情，放牛汉答不上来，只说听到土匪来了没敢进村。赵区长略加思索，便叫来区政府驻地乡农协主席杨诗仁，让他速去一趟石子排村作进一步了解。
36岁的杨诗仁，旧社会干过伪官员，解放后被我党争取过来。由于办事能力强，工作积极，要求上进，故被区里重用。为防万一，临行前，赵区长又给杨诗仁两枚手榴弹，嘱咐他快去快回，千万小心！
老杨走后不久，又有两位农民前来报告，证实是来了一伙穿国军服装的带枪土匪，仅七八户人家的村庄，一片哭啼，间杂杀猪的尖叫。
国民党军装，夜半闻猪叫。老表不可能半夜杀猪呀？必定是土匪无疑！事态严重、十万火急。而偏偏在这燃眉之际，区里又不能集合大队人马前去围剿。区委书记赵鹏超打摆子发高烧，卧病在床。区干部全都分到乡、村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中心工作。区中队大部分队员到县大队整编，为抗美援朝作准备。留下六、七个战士，负责看守区政府和三个分散的粮食仓库。区里只有我和赵区长等三、四个人。
土匪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晚到一分钟，百姓就要多遭罪60秒。赵区长当机立断，要我背上小马枪和6枚手榴弹随他一同前往。想到就要真枪实弹打土匪，我别提有多来劲。我们一路小跑着，向事发地星夜兼程。
跑了十多华里山路，途遇侦察返回的杨诗仁。他确定有26名土匪，人手一杆长三八（步枪），为首的是一名河南人（伪连长胡大铭），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匪徒们把全村村民都关在陈和畅家老土屋里。老杨说，很可能是一伙从武宁入境、打家劫舍的外来土匪。
在石境乡，我们找到了熟知当地情况驻乡区干部潘贤昌。石子排村的地形结构成竹在胸，我们多了一份斗争的主动权。然而，以4比26的兵力, 我寡敌众。危险和伤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高于一切。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在讲究策略，减少流血牺牲的前提下，勇敢战斗，夺取全胜。
一路上，冰霜冻硬的枯草残枝，被我们急促的脚步踩的唰唰作响。翻过平头岭，穿过枫树坪。次日凌晨2时，我们到达石境丰门。所谓“丰门”为进双溪洞的洞门，当地称之“风水口”。明代曾建“丰乐亭”和“七层宝塔”。这里距正处噩梦之中的石子排村，不到一华里。在塔下亭里，赵区长简要地给我们作战前动员和布置任务，并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来歼灭这股匪徒。最后，赵区长强调：“时间紧迫，乡亲们命悬一线，大家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讲究谋略少流血……”
根据杨诗仁的匪情汇报和潘贤昌描绘的地形位置，赵区长很快制订作战计划。他和老杨一组，负责陈和畅家正门的喊话和冲入；我同潘贤昌一组，守住厨房的后门。赵区长交待我，“如果土匪一个个往外逃，你就用枪打；如果都涌出来，就丢手榴弹。”
我虽在区里工作，却从未摸过枪。临阵磨刀，赵区长示范，教我推弹上膛，三点一线，瞄准击发。又说投手榴弹时，先拧开盖子勾出拉线，听到一个炮竹似的小响后再扔出去……
黎明前的石子排村，村笼罩在一片漆黑中。积雪和浓霜微光，勾勒出它模糊的轮廓。而惨遭土匪折腾的陈家老土屋，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趴在村口斜坡上。
以少胜多，智擒众匪徒
此刻，仅七八户人家的石子排村的百姓全都关在陈家西屋，二、三名土匪持枪看守。屋背北面的厨房里，十多个匪徒围在一口沸腾的大锅旁，被煮半熟的猪肉香味儿馋的垂涎欲滴。等不及肉熟的就在东屋楼上楼下、翻坛倒罐的抢东西。正中大厅里，房东陈和畅和另外2名看上去较富的老人被绑在楼梯上，伪连长胡大铭操着河南话，逼迫他们交出现大洋和金银首饰等财宝。可怜三名老人无法交出伪连长索要的东西，被手下娄罗们的皮带抽得皮开肉绽，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按照赵区长的布置，我和潘贤昌潜伏在陈家北面后门约十米远的冻土墩上守候，这里能真切的闻到厨房里散出的肉香味儿。陈家南面大门口地势开阔易暴露，赵区长和老杨借夜色的掩护，卧爬前进。
也许是土匪认为半夜岭角落里压根就不会有人来，麻痹大意。房前只有两个哨兵站岗，且都是背外面里坐在大门门坎上，嘴里正津津有味、不停得嚼着东西。我们各就各位后，赵区长细致察看完屋里的情况，果断作出“智取残匪”的最佳歼敌方案。赵区长对老杨耳语了几句，拔出他那支加拿大手枪，示意他跟上。赵、杨悄悄摸到大门口。两名嘴里塞满东西的哨兵，没来得及喊出声来，就稀里糊涂地缴枪做了俘虏。
“都不许动，放下武器，举起手来，谁动就打死谁！”顿时，赵区长宏钟似的东北话在匪窝里炸开，紧接着，老杨也像配合默契的演员又加了一把火，用他当伪官员时练就的普通话大声喊道：“潘营长，颜连长，土匪已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到大门口集合！”
我和潘贤昌应声前来，刹那间，我们四人的短枪、长枪、手榴弹一起对准了屋里乱作一团的匪徒。
被我百万雄狮吓破了胆的伪连长胡大铭，听到赵区长那口纯正的东北话，就以为遇上了共军，而决不是当地老表。况且，解放军的连、营都出动了，心里已是不战自败。“身陷大部队包围，硬冲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啊！不如保命要紧……”他知道解放军优待俘虏。
没有电影里精彩的打斗场面，更没有废一枪一弹，众匪徒就在他上司的命令下，乖乖双手举枪，弯腰投降。我和赵区长、潘贤昌三支枪掩护杨诗仁进屋，一一卸了土匪的枪支，救出了被折磨的淹淹一息的陈和畅等3名老人。我们把收缴的枪支转发给了从西屋放出的男人们。我们的队伍迅速由4人壮大到30人。妇女们纷纷回家拿来罗绳，我们把土匪从屋里放一个捆一个，全都绑上连成一串……不到一小时，战斗胜利结束。我们共俘敌26人，缴获驳壳枪一支、“老三八”25支、匕首一把、子弹、手榴弹若干。
那时，我如初生的牛犊，心里一点也不知害怕。只是觉得还没过瘾，敌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缴械了。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被土匪发觉，我们只有4个人，只有3支枪和几颗手榴弹，那匪徒们将会以高出我们六倍半的兵力、以百倍的疯狂，向我们反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流血牺牲更是在所难免。
天亮后，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们终于看清楚我们的庐山真面目，在里面小声嘀咕、埋怨开了，有的竟大呼上当！我端着马枪，上前厉声喝斥，“老实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必胜，敌人必败。这已是铁定的历史规律，是谁也不可抗拒的。
事后我才知，陈家屋堂里这26名土匪，就是1949年4月底，被我刘、邓大军渡江打跨的散兵游勇。这伙匪兵跟随他们的头目伪连长胡大铭，从九江湖口往赣西北大山里一直鼠窜到武宁，又从武宁潜入与之交界的崇山峻岭—靖安塘埠。十个月来，匪徒们白天蒙头大睡，黑夜出来打劫。要不是被我们及时剿灭，沿途还不知要祸害多少百姓呢！
迎着初升的朝阳，我们把26名俘虏关押到石子排下面的陈家祠。老乡们提着鸡蛋，端着米粉前来慰问。我们一一谢绝，共产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按照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除伪连长胡大铭移交公安机关外，其余25名俘虏，全部发证明（俘虏释放证）、给盘缠，俘虏们感激涕零地踏上了回到各自老家的路程。至此，靖安境内最后的土匪全部剿灭。
1951年也是过完春节不久，靖安县委召年1950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干部大会。我胸佩光荣花，在热闹的锣鼓、喧天的炮竹和雷动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捧着县委组织部长孙兆祺颁发给我的奖状和奖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感觉自己真正当了一回英雄！
不久，我调县委组织部工作。并先后被提拔为靖安县长、安义县委书记和宜春地委副书记等职务。直到1998年4月从省纪委副书记的岗位离休。
----------源自：甘克明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