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历史文化——平遥古城·协同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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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庄博物馆（4．26　摄）

参观中国钱庄博物馆（4．26　摄）

该号财东是榆次聂店王家和平遥县王智村米家，咸丰六年（1856）创立于平遥南大街。
协同庆票号最初资本仅 3万 6千两，而先已开办之大票号资本少则十几万两，多则二十几万两。尽管如此，协同庆且“以区区万金，崛起于咸丰末叶”。
著名票号商李宏龄认为：这是因为“得人独胜者，厥惟协同庆一业”。

辛亥革命爆发，协同庆各地分号经理伙计看大势已去，一个个趁机席卷而逃。所剩无几的财产也遭到乱兵抢劫。
接着，一批批债主从各地涌到平遥总号，坐索存款。时财东米氏当家的人称“米七少”，被债主告到平遥县衙门。
米先已得到风信，便携带其母潜逃到介休北辛武村冀家躲藏起来。冀家“笃信堂”当家的冀师曾与米七少系表兄弟，米氏寄人篱下，恶习不改，仍挥霍无度，吸食鸦片，只靠变卖财产维持，不久将祖上遗产变卖一空，就连豪华一时的楼阁院庭也拆卖成一片废墟。米七少与其母最后都在穷困中死去。
股东王家，从票号抽出资本后，改为投资盐业、烟铺、杂货等，但无奈其后人不争气，无不染上吸毒嗜好，只有靠变卖家产为生，王氏最后一代当家人王奇，最后竟沦为乞丐，饿死街头。
李宏龄对协同庆之盛衰感慨地说：“统观始末，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

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作出如此比较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
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分不开。陈立三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赞说：“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土。”又如，李宏龄思想比较开放，具有开拓精神，在人与物的矛盾中，很重视人的主观努力。
前述扬州票号和江西票号业务，在与总号要求相背时，李宏龄就不拘泥于总号的要求，主张灵活行事。关于票号的前途，李宏龄也认为只要改革就会有前途，而这要靠人的努力。
当票号改革计划遭到守旧者的破坏时，他质问道：“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执金融界牛耳，但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山西票号却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致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后来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
面对金融界这一大变革，李宏龄率先发动票号改革，可谓有远见之举。尽管“诸大号主者皆不用”，结果，“不数年国变作，全国叔扰，汇商业遂不支，一一如君言”。但李宏龄的票号改革思想，确实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

晋商在中国金融史占有显赫地位，贡献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