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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李嘉诚的投资之道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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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楼 发表于: 2015-08-24
        导语     衡量一个真正伟大企业的标准,不是看它在经济好的时候能够赚多少钱,而是看它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碰到危机冲击时能够不倒闭,这才能体现企业家真正的水平。李嘉诚即是这样,善于布局谋篇,谋定而后动。其挥洒自如的大手笔中,处处显示出稳健、保守和深思熟虑,这值得广大投资者深入研究和学习。

      8月1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5全球华人富豪榜。61岁的大陆首富王健林首次超过87岁的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尽管李嘉诚在华人富豪榜屈居第二,但这丝毫不影响笔者对李嘉诚先生投资之道的推崇和敬仰。李嘉诚先生至今是华人企业家中的不朽传奇。他少年逃难至香港,从做塑料花起家,打造了如今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曾经连续十五年蝉联华人首富。
       李嘉诚先生商海纵横数十年,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依然稳坐华人首富榜前二的交椅,实现了财富的持续增长,这说明他的成功绝非偶然。我将李嘉诚先生高屋建瓴的投资风格总结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的投资之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花90%的时间来考虑失败及其应对之策
         第一. 深谋远虑,三思而行。李嘉诚先生从不轻易做重大决策,然而,一旦做出重大决策,便“一念既出、万山无阻”。李嘉诚有一句名言: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在他数十年的经营之中,他表现出足够的耐心。近段时间以来,李嘉诚在电信业务上步步为营,建立起欧洲电信王国。今年年初,李嘉诚斥资103亿英镑收购英国移动运营商,这是他至今做出的最大手笔收购。这家公司将与和记黄埔旗下另一家英国移动运营商Three合并,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而在欧洲大陆南端,李嘉诚与俄罗斯VimpelCom公司达成协议,将两家公司的意大利电信业务合二为一,一举成为了意大利用户数量最多的运营商。协议双方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谈判,以至令关注者们怀疑该交易已经泡汤,但最终双方却达成了共识。据测算,合并后,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每股净资产价值增长9%。
        尽管电信业的业务回报率只有5%,但一旦拥有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电信公司同样能带来可观的回报。20年前,李嘉诚就投资了英国移动业务,1993年他收购移动网络orange,前后总投资84亿港币。当时,很多人对此并不看好,但这个项目覆盖了英国98%的人口。如此庞大的市场占有率最后引来了买家——1999年,德国曼内斯曼钢铁公司以1180亿港币买下了它。从1993年的84亿港币买入,到1999年的1180亿港币卖出,表明每一年的回报率高达39%,与李嘉诚在地产、基建等项目上的回报率不相上下。李嘉诚深谋远虑的企业战略由此可见一斑。
       2003年郎咸平与李嘉诚举办了一期论坛,会上有人提问:“李先生,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令全场嘉宾感到意外——“保守”。李嘉诚一向善于谋篇布局,谋定而后动,是一个花90%的时间来考虑失败及其应对之策的伟大商人。
                                     顺势而为撤资大陆房地产
       第二. 我们要向李嘉诚学习做势。所谓做势,指的是认清形势,顺势而为。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李嘉诚抓住了机会,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同样,自去年以来引发国人关注的撤资大陆、投资欧洲、公司改组等,都是在借势发挥。其多次出售内地物业,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投资回报率。
       那么,李嘉诚如何研判当前中国市场形势呢?我们在此以房地产为例来进行分析。
       首先,内地地价升高。近几年,李嘉诚基本上没有在内地拿地,重要原因之一即地价太高。大型港资房地产企业,多年来一直布局一线城市和少数核心二线城市;但近年这些城市的房价与地价持续快速上涨,而且,地价涨幅高于房价。尤其是2011年之后,三四线城市持续低迷,大开发商被迫调整布局战略,重归一线城市,宅地竞争异常激烈,“面粉贵过面包”成为常态。
       其次,囤地不易。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多是“慢开发”模式,常常需要开发很多年,其开发周期远长于行业平均水平。近几年,大陆的土地调控与管理趋严,项目久拖不建或建而不成,可能遭遇政府收回土地等严厉惩罚。相比之下,将土地出售所带来的收益却很可观。以去年出售的东方汇经中心为例,71.6亿元的售价是当初拿地时价格的8倍多。
       再次,港资企业优势不再。上世纪90年代,内地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缺资金、缺经验、缺技术,当时港资开发商都是市长书记们的座上宾。因此,港企常常能以非常优惠的地价和其他条件,获得优质项目。而1998年房改之后,内地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培育和催生了一批内地大型房企,尤其近些年,万达、万科、绿地、恒大、中海、保利等迅猛发展,如今地产巨头俱乐部中,已基本见不到传统港商的身影,传统港企拥有的比较优势已经消失。
       此外,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已悄然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同比仅增长4.3%;新开工面积8173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达到16.8%;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211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7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6259万平方米,比6月末增加521万平方米。今年来,在国家多项楼市刺激政策下,全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土地购置面积下降,待售面积也不降反升。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房企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未来,随着需求逐渐达到饱和,新房建设将急剧萎缩。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都将被淘汰,任性拿地块、随便盖房子就能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诸多传统港资开发商,已经难以在内地继续大幅购地。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内地投资机会与价值相比过去的二十年减少了;政商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等等,都影响力了李嘉诚对内地投资的决策。
        以上诸多背景下,撤资则为李嘉诚的下一步投资预备了千亿资金。那么,近期李嘉诚又为何选择英国等欧洲国家作为投资重点呢?仍然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相比中国,如今欧洲具有了更有利的投资环境。
       一. 永久产权。国内房产的产权仅有70年,而欧洲房产是永久产权,不受国家政策影响,房产质量好,投资者买下房产后可以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成为一笔真正意义上的“不动产”。
      二 .更加稳定的回报率。中国楼市存在泡沫化倾向,投资风险大且回报率低,欧洲房产相对而言则投资稳定、门槛低、回报率高。
      三. 欧债危机带来新契机。为了恢复经济,欧元区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欧元下跌,也造就了新一批的投资风潮。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希腊为首的购房移民,以匈牙利、英国为首的国债移民受到了国内高净值人士的青睐。
       除了房地产,李嘉诚投资的如英国电网、天然气、水厂等基建项目,同样具有稳定的高回报率。作为一位精明老练的投资家,李先生很清楚要时刻全篇布局、顺势而为。
                           80%的人认为是商机那肯定不是商机
        最后,在学习李嘉诚时,我们还应记住李嘉诚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这件衣服漂亮,那么,我肯定会买这件衣服。但是,如果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这是商机,那我肯定不认为它是商机,肯定不会做这方面的事情。”
       此外,李嘉诚经营之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手中有充足的现金流,降低企业负债。前面提到,李嘉诚自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守,这也是他与众多企业家的不同之处。我国有不少地产企业资本负债比例都接近100%,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遭遇市场波动,就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衡量一个真正伟大企业的标准,不是看它在经济好的时候能够赚多少钱,而是看它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碰到危机冲击时能够不倒闭,这才能体现企业家真正的水平。

       总之,无论是在欧洲电信业的巨额投资,还是在全球房地产市场布局的调整,我们都可以看出李嘉诚先生善于布局谋篇,谋定而后动的投资战略。李嘉诚挥洒自如的大手笔中,处处显示出稳健、保守和深思熟虑,这值得广大投资者深入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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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证券研究院”特约 陈九霖博士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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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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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15-08-26
                    《投资之道-全球杰出华人投资者访谈录》之 谢海清——  亚洲价值投资的先驱

1、因为那时的亚洲股市非常低效、非常情绪化,由主观推动,这意味着市场上有很多不合格的投资者。那些人比我们更容易失误。所以,仍然有很多缺乏经验的、情绪化的投资者充斥着市场。你只要稍微聪明些,有较好的的学习能力,你可以从他们手上挣到钱,因为他们比你犯的错误更多。我不需要时刻正确,我的正确率约为2/3,这已经不错了。我看到,美国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市场,股票价格很好的反应基本面。这样的市场对我这样的选股者而言是很难挣到钱的。因为价格是相当公平的,没有任何更多的特别优惠。可能下一个成功的故事不会发生在金融市场,而会在教育或信息技术甚至出版业,一些有新思路的家伙,利用其所在领域的强劲增长和低效的市场,会获得比我还大的成功。



2、那时候我读了一本美国的书《金钱的主人》,这可谓我投资方面的里程碑事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价值投资理论非常宝贵,因为它是基于基本常识,试图花5毛钱去买值1块钱的东西。



3、坚持价值投资并不容易,需要大量研究。我们平均每年考察2500家公司,最后决定投资的也只有少数几十、上百家公司。我们认为,投资者在买股票时,不应该想着这只股票可以不可以炒作,这样想的人绝对不是奉行价值投资理念的人。



4、关于什么是价值,或者我们的价值来自哪里,这个我很少告诉别人。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做过分析,从1993年到大约1999年,包含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那一年。我们的基金平均有年化15%的净回报率。但将它拆开分析,这个回报率中,来自股息红利的约为6%,另外10%左右来自每股收益EPS的增长,每年16%的回报率中,1%是我们的管理费,15%全给了客户。也就是说市场的市盈率在此期间并没有变化。市盈率倍数从开始到1999年是相同的。你从中意识到什么?那就是作投资,至关重要的是要认清楚,股息红利在价值型基金的回报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伐,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谈了很多标准、纪律,但实际上,所有我们想要的,就是高分红。



    如果未来市场回到原先的市盈率,我认为我们将重新回到这个公式,回报的至少1/3依赖于分红。而那10%的每股收益增长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公司研究机构,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许多公司,实现每股收益至少10%的增幅,我这并不困难。



     这就是我们价值投资全部的秘诀,一旦你把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的部分,它就没那么难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看我要赚多少,我把它分解,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一旦我这么做,我的工作就变得容易了。它是体系,更是应用。



5、我们价值理论的基础就是格雷汉姆和多德的经典著作《证券分析》,在90年代,我们推崇以《证券分析》为基础的价值投资分析方式。近年来,我们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非常重视马丁弗里德森的《财务报表分析》,它与《证券分析》类似,虽然简短些,但关于企业价值的深入透彻完全体现了我们的标准,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我们的财务分析。这两本书,是惠理员工的基础理念。



   在这样的传统投资原则下,价值投资方法的核心策略非常简单,即找到正确的生意、合适的管理层和对的股票价格。我们在选股前先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了解公司发展潜力,我们强调投资于个别公司,非单一股票,分析员会进行实地查访,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我们团队会根据不同考虑因素,包括公司的市值、流动性、波动率,以及基金本身的现金流、板块集中风险等,来决定持股量。作为价值投资者,一般具备价值的股票我们都会投资。



6、在90年代,我们公司是非常注重量化投资的。我们在数字上花了很多精力,因为我们擅长运用数字。但是现在,我们对基本面分析更感兴趣。这意味着判断、估值。我们发现,量化方法也还不错,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因为你是纯粹的依靠数字。你可以挑选便宜的股票,但有些便宜的股票是我们所谓的价值陷阱。她们便宜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管理层不行,要么是公司业务不行,但是只从数字上看不出来这些。我们仍需要精通定量分析,但是我们更有必要,以及有勇气去对管理层和业务价值进行评估。



7、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首先我们要有个想法,有个主意。而原创性的重要因素是,你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因为投资的原材料就是信息。卖出股票与买入的决策过程相似,随着个别公司及其行业转变,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产生变化,会令股票的基本面和我们对股票的确信程度改变,并引致出售某股票。另外,当一只股票到达公平估值,或公司的基本因素变差,又或市场一般人都投资于同一只股票,都会令我们失去投资优势。我们通常卖得太早,我们有时过于悲观,出售后,股价仍然在上升。



8、我们队价值投资的贡献,并非原创性的理论,我们通过阅读书籍学到了这些理论,而对它的应用,特别是将它体系化,我才是我们强大的地方。



9、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亚洲的股市,包括日本、韩国,没有持久的大品牌,企业生命周期和盈利周期短,所以你必须要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评估、买卖公司、许多公司是商品型的公司,没有像苹果、微软这样的提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品牌公司,它们只是制造简单的产品,附加值低,所以它们价格低的时候,你买入,当它们不便宜了,你就卖掉,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一定要快,非常快,非常灵活,而且非常果断的作决策。因为,我们市场中的企业,大部分都没有持久优势,大多只能暂时存在,其中一些只经营了几年,就不见了。











蒲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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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15-09-20
                                            李嘉诚撤资与中国当今四大风险
                                                                                        邱震海
       在撤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后,李嘉诚终于在9月17日晚上首次做出公开表态。他通过长实地产2015年中期报告公开表示,将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内地以“一带一路”为中国主要经济战略,将缔造无限商机,预计香港也将因此受惠。
       对于李嘉诚的这番表态,不知多少人是真的相信了?也不知多少人依然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李嘉诚为什么“跑跑”?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李嘉诚撤资大陆的事情,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问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口号,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能让李嘉诚过桥抽板”的说法,让人觉得颇为诡谲。

李嘉诚的出走,一定有多重原因,绝非单一原因那么简单。坊间传闻的种种原因,想必“李超人”听了,都只会抿嘴一笑而已。但他绝不会告诉你,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李超人”之所以成为高人,就因为他绝不会为了某个单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综合考虑之后才做出的撤资决定。

既然这样,大家就不要在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做过多无谓的“脑力激荡”了。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已。既然当年可以来投资,现在当然也可以撤资。很多的恐慌和责难,其实都是无谓的。

至于提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官媒文章称,李嘉诚早年在中国的发迹,靠的是权力的关照,因此“李超人”未来还有三大使命未完成,这显然有点过于强人所难了。要让“超人”成为“圣人”,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蓬勃兴旺的大市场里,“李超人”走了,一定还会有“王超人”、“马超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值得注意的是,与“李超人”相比,新近崛起的富豪们,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出自中国大陆本土的人士。

当然,鉴于“李超人”的风波及其“教训”,新崛起的“王超人”、“马超人”等人,最好不要再与权力有太多的瓜葛。
“与政府可以谈恋爱,但千万不要结婚。”马云的这句话,大家忘记了吗?
更多地相信马云们
说到“王超人”和“马超人”,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健林和马云。

与李嘉诚相比,王健林和马云等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成功企业家,他们不仅是象李嘉诚那样的投资家,而且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业和平台,切切实实地在改变着中国的许多东西。比如,马云对中国人购物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相当程度上早已超过李嘉诚对中国的改变。


2012年年底,我在北京主持一个论坛,嘉宾是王健林和柳传志。那一次,在我的“煽动”和“挑拨离间”之下,无论是柳传志还是王健林,都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现场气氛十分活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坛上,我问王健林:“您的万达已经这么成功。您还有更大的野心吗?”
你猜王健林怎么说?他的回答是:“当然有啦。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大地上办一家银行。能让我办吗?如果能,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刹那间,全场一片寂静。至少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回答王健林的这个问题。但寂静之后,全场刹那间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将近三年后,当民营银行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现场的听众,想必都会释然很多了。
至于马云,大家想必都记得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说过,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未来十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更为美好。
马云对中国的信心,来自于他对自己所起家的电子商务的信心,以及覆盖电子商务的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前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技术革命的大趋势作对。“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马云当时的这句话,很多人仍记忆犹新。


马云和王健林们等“本土派”未来对中国的改变,一定将超过李嘉诚所代表的“海外势力”,而不管这条改变的路上仍将有多少传统体制和传统思维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诚家族撤走就撤走吧,中国人民也该有点自信了。


我们不是老是嚷嚷着要自信吗?怎么李嘉诚一撤资,我们的所有自信也都烟消云散了?这让“本土派”的马云和王健林们情何以堪?

蒲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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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15-09-20
今日中国:成就使人自信,问题使人警醒。

但是,话虽这么说,有些认真、严肃的反思还是需要的。

李嘉诚可能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他撤资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以及他是否看到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风险。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一阵热闹过后,就也可以“渲染归于平淡”,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今天的中国是成就与问题兼备,“成就中国”与“问题中国”正在激烈赛跑中。

现在不是又时兴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了吗?很多人一定记得,老人家曾说过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把这句话稍稍改一下就可变成;“成就中国使人自信,问题中国使人警醒。”

今天的中国在成就巨大的同时,确实存在一系列让人不可忽视的风险。成绩不说不会跑掉,风险不说倒可能不断累积,以致后患无穷。

今天的中国,存在四大风险: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三、社会稳定的风险;四、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虽然不知道“李超人”是不是因为这四个风险而撤资,但我下面会给大家一一道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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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5-09-20
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相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只不过,绝大多数论述只是在中国经济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供给面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在供给面同样面临“三驾马车”的严峻挑战,亦即劳动力、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负面效应将在未来二十年里不断蔓延。因此,未来二十年,中国如何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天下华山一条路,出路只有一个,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以创新为主导的核心竞争力。但坦率讲,对这一点,许多人信心严重不足。试想:在一个素来就不鼓励创新的传统教育体系里,在一个素来不鼓励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忽然要以创新为主导,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万亿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阐述,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大概将经历是5-8年的时间。这5-8年里,中国经济调整须完成三大转型:一、经济结构须有第二产业(亦即工业)主导,转为第三产业(亦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二、须由生产要素主导转为创新主导;三、须由基建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当5-8年的经济调整期结束时,上面的三大转型也将相应完成。届时,中国经济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说,还将面临20年的高速增长期。

问题是:在这5-8年的经济调整期,我们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应跟上,那么前景无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么前景就将相对暗淡。

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进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背后的浅层原因,自然是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人们无暇顾及改革;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更为复杂。人们只要看一下刚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即可大致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微刺激,强改革”,那么当2015年“微刺激”已经变成“微强刺激”之后,原来的“强改革”是否也该相应变成“超强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

最关键的是:如前所述,由于“人口红利”的下降,中国未来二十年里,都将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问题再多,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掩盖或拖延,过去若干年我们就是这样“拖”过来的。但经济一旦持续下行,那么所有深层的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很多平日没有关联的问题,都将彼此发生逻辑联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并发症”。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阐述。

▌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在金融领域里发生“骨牌效应”式的大滑坡,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绕不开债务危机这一总源头。

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已经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债虽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短短十年里,中国的地方债几乎翻了五、六倍,而且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背后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问题,亦即财税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呈现巨大分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土地财政,印证了法国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二是大幅举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大幅举债,原因只有一个:相信人民相信党。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将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他们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国就永远不会出现象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的情况。试想,今天的中国,你能相信哪一个城市将由于举债过高,无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样宣布破产吗?

这一切得益于封闭和不改革。但今天中国的另一面却是,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从改革已经走到一半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又早已不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银行的呆账、坏账也总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总有一天,中央政府将再也无力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资本大幅撤离的时刻,也是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刻,所有的“骨牌效应”都会在那一刹那爆发。

也许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耸听。但我告诉你,矛盾就是这样累计下来的。矛盾的累积永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平日不会发觉,但一旦发觉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机,让所有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下面几点:一、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国金融体制内,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经验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一、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之所以相对安全,源于其不开放,因此未来对开放和改革要更为谨慎;二、中国金融体系若不开放,未来累计的问题将更多,因此要加快开放,使其真正具备抵御一切“病毒”的能力。

两者孰对孰错?这里又用得着莎士比亚的那句话:“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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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稳定的风险
社会稳定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转型期国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国特色”。

所谓转型期国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这在欧美的转型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稳定问题不必过于敏感,它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我们的很多官员一遇到社会稳定问题,首先想到是政治问题,用客气的话说,这多半是由于读书不够,因而没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

而所谓“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相当程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以致于很多时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穿新鞋走老路。”


我在很多场合就发表过这一观点:今天的中国,有两个过程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同时发生,一是发展,而是改革;发展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延续,而改革则始于1979年,主要是为了改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开放36年后,今天的人们表面上已很难区分,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发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当问题出现了,而我们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严重分歧或严重偏差的时候,我们才会隐隐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些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如此严重地束缚我们的手脚。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觉得奇怪:读书不够,视野不宽,旧思维束缚手脚,这与当今中国的风险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大着呢。君不见,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稳定问题,本来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但之所以处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于官员的水平不够造成的。


这就象外科医生开刀,本身是很专业的问题,考验医术,考验水平,但有的大夫医术不精却还满脑子政治思维,你说这刀能开好吗?
201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当今中国,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切忌把专业问题政治化。三年过去了,这个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越来越迫切了。
几年前,我还提出过“两个速度”的理论,即经济上升速度能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过去若干年,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问题被掩盖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很有可能跑过经济增长,届时一切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在这个时候,全面提高官员的认知和治理水平,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市场经济的“药方”治理市场经济的“病症”,而非用计划经济“药方”治市场经济之“病”?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今天中国的另一个风险,是战争的风险,或者用稍微缓和的话来说,就是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也许你觉得我又在危言耸听。但只要看看这些年中国外部矛盾频发的程度,以及我们国内对军事的关注热度,就可大致清楚这一点。
这里的问题看,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到了一定时候,都会遇到内部转型期矛盾频发,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问题,即所谓内外夹攻的局面。就外部冲突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与外部力量产生矛盾,无论是领土的矛盾,资源的争夺,市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界定,以及话语权和领导权的确定等,无不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崛起要绕开这一历史传统的“魔咒”,恐怕很难做到。这是这一代中国人在幸运中的宿命。
从主观的方面来说,中国过去三、五百年,积弱积穷,积攒着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机,正好可以一展雄心。这种心理作为中国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但却需要超越,否则即便不导致悲剧,也很容易导致心理扭曲。
从外部世界的角度说,世界秩序五百年河东,五百年河西,西方人面对中国的崛起,心理极其不平衡。在这方面,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


关键是,中国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都只是理论上的讨论;在每天的政治实践中,很少有人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准和实操能力。
中国人要声索南海主权,周边国家和美国认为中国在挑衅,搞得中国人很冤枉;中国的实力发展自然要冲击美国主导的秩序,美国人心理酸溜溜,但又不明说,于是给中国设置很多障碍。理论上说,中国崛起,中美共管世界,中美可以好好谈,但中国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国谈,美国人会愿意坐下来真诚地和中国人谈吗?中国人一味相信实力可以改变一切,但我们有没有看过历史上西方国家为此走过的弯路?我们是否要重复这些弯路?
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很抽象,很虚,但放在现实政治层面,就会觉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地区,经济很繁荣,但安全形势却最危险。大国崛起及其与周边的矛盾,也都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我们只要看看1995年到现在,短短二十年,我们的安全局势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战争了。

最近,我经常提出“2050年命题”,亦即到了205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35年。35年,不短也不长。1980年我刚上大学,迄今正好35年,其间中国与世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再过35年,我们将更和平,还是更危险?我们的内心将是更幸福,还是更焦虑?

说35年之后的事情,似乎太耀眼。但着眼于未来若干年,一旦打仗,我们怎么办?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潜在念头。普通百姓可以不想,可以依然迷恋于各种军事节目,但李嘉诚可能不会不想。



蒲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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