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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学派】创始人颜芝和子颜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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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有位塾师,夏夜月明,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讲三百篇拟题,音琅琅如钟鼓,又令小儿诵孝经,诵已复讲。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隐隐有人,试近之,形状颇异,知为神鬼。然私念此献王祠前,决无妖魅。前问姓名,曰:毛苌、贯长卿、颜芝①因谒王至此。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并曰:君所讲话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曰:诗义深微,难授下愚。请颜先生一讲孝经可乎?颜回面向内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俄闻传王教曰:门外似有人醉语,聒耳已久,可驱之去。余谓此与爱堂先生所言学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戏语以诟俗儒也。然亦空穴来风,桐乳来巢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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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毛苌、贯长卿、颜芝:均为汉代大儒。毛苌,西汉古文《诗经》传授者。本赵(今邯郸)人,毛亨时避乱迁河间。今传本《诗经》为毛亨、毛苌所注,史称“毛诗”;贯长卿,西汉河间人,毛苌第一个弟子;颜芝,秦末汉初河间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颜芝藏《孝经》,使得流传至今。  ②空穴来风,桐乳来巢:成语,原意为洞开的门窗难免招风,挂着籽粒的桐叶容易招来鸟儿筑巢。比喻凡事发生都有其内在的条件和原因。语出《文选》卷十三宋玉《风赋》:“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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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1-02-06
《孝经》有今古文的分别,秦焚书,《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的儿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经》。《古文孝经》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时已失传,后来获得的本子都是伪作。现在《国学经典》中的《孝经》,为唐玄宗所注,所釆的本子是今文。至于单行本,多是朱子所编定,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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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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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改编《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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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年),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居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不久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年)落职罢祠,后致仕。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称考亭学派、程朱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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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孝经》也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话题。首先说个故事,在《二十四孝别录》 幼通孝经 一则载: 宋朱文公熹,字晦庵。八岁读《孝经》,即知大义,戏为注解,书八字于其后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有附诗云: 自幼明伦理,千秋说晦庵。试看标八字,那个可无惭。 朱熹八岁读《孝经》、背《孝经》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孝经》常被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发誓做个孝子,书那八个字也有可能;但是八岁孩童能通晓而作注释,或许就有些夸张了。不过朱熹在《孝经》上做了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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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个故事,传说朱熹写的 孝 ,也可以让我们体会 孝 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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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安徽的宏村去旅游,导游会介绍传说朱熹所写的 孝 字,那个 孝 字就在一座老宅的大堂上。细心观察字最上面的右边,在横、竖、撇的笔画连接的地方,很像一个人仰望的脸面;再观察左边,或说是像猿的脸形。由上而下是脖子、半身形体、双手作揖敬奉的状况,下面就是子 字。导游说,这是意喻那些不孝敬之子,就如同尚未进化的猴子;人只有尊老、孝敬父母,才有资格仰面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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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曾参观于此,徘徊良久。如果冷静地想来,真要写得这样形象如画、比喻含蓄,恐怕很难一笔挥成,朱熹也不会顷刻之间完成的。这只不过是后来的人巧妙地附会罢了,不过附会得也很有教育意义。其实笔者想来,还可以再往深处开掘:人是从猿猴而来,人身上有人与猴共具的东西,也就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共具,因此一半是猿、一半是人。但是,真正的人是能抬头看天、仰望父母、孝敬父母的,父母不就是家里的日月,不就是天吗?如果还是猿猴一样的畜生,那么只能是低头愧对父母、上苍,哪有抬头仰望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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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做人呢,还是做猿猴呢? 孝 字,又再次拷问了人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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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孝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改编了《孝经》,其留下的震荡是深远且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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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撰写了《孝经刊误》,此书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当时朱熹已经五十七岁,主管华州云台观, 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 (《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撰作的主旨是拨乱反正 ,纠正他认为人们对《孝经》的一系列谬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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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11-02-06
  Q.V@Sawe5  

1.针对《孝经》作者,或认为是孔子所作。朱熹嘲笑说: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他认为,是 曾子门人所记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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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以前的研究者,朱熹也针砭道: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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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熹指出《孝经》中的问题,如传文固多傅会 , 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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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重要的举措,是改编了《孝经》结构。他根据自己的思路、逻辑,认为《孝经》的十八章中,有经 ,即是经文;也有 传 ,即是对经文的解释。他把今文《孝经》的最前面的今文的六章、古文的七章合编为 经 ,而把其余的各章称为 传 。下面就来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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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章第名称朱熹《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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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章第一经一章·前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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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章第二传之一章·广至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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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章第三传之二章·广要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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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章第四传之三章·三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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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章第五传之四章·孝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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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章第六传之五章·圣治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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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章第七传之六章·圣治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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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治章第八传之七章·纪孝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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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治章第九传之八章·五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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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孝行章第十传之九章·事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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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章第十一传之十章·感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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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要道章第十二传之十一章·广扬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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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至德章第十三传之十二章·闺门章(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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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扬名章第十四传之十三章·谏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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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诤章第十五传之十四章·丧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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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章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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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君章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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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章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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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说: 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 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为六七章。又增 子曰 ,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句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 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其传文之失,又别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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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熹大胆地怀疑后,做出的创新之举。在此以前无人道,也无人敢道,且无人会想到这样道。朱熹这种做法内在的逻辑,就像他对于《大学》的做法一样,是一以贯之的,即是分成为两部分,一是分出经 的部分,再是分出解释 经 的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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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突然想起顾颉刚说的话: 朱熹,对于古经确有创见。他眼光犀利,能把古书中的矛盾发掘出来。唐代大儒只是调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并且自己重新作注解,成立新说。成立了宋学,发生了宋学对于汉学派的对立。(何启君整理《顾颉刚讲史录》)这段话可供我们从正反两面来体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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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来读朱熹在《孝经刊误》第一节后面写下的一段按语,就觉得有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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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乃《孝经》之传也。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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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评说的是,朱熹的读书得间、读书的怀疑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而朱熹这一《孝经刊误》的做法在《孝经》的研究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自唐玄宗注《孝经》以后,此花 便独秀,而其他的《孝经》著作便被淡化了。朱熹《孝经刊误》重新开出一条新路子来,带出一片新气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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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上乃至于今人对朱熹的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赞赏的,或进而继承此路子前行的,此不乏其人。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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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赞赏的,并反对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一派主要理由是认为朱熹仅凭主观意见来改变《孝经》。如清代毛奇龄《孝经问》,设对门人张燧问,从十个方面驳斥朱熹《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指出《孝经》非伪书,刘炫也没有伪造《孝经》,批评朱熹、吴澄删经之弊。又如魏源《孝经集传叙》说:后人或浅近视之,于《孝经》之中又裂分经、传,加以删削,与《大学》补传改本同失,而《孝经》之谊几亡。 我们认为朱熹的改编《孝经》是缺乏根据的,不该盲从他。确实,对于元典怀疑可以,但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而在这方面朱熹显得证据不足、缺乏证据;不仅如此,还只依据私见便进行删削变动元典,更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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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刊误》正因为是朱熹所作,故影响深远,甚至于元明清几代。此后如元代吴澄继承之作《孝经定本》,元之董鼎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读》,明代江元祚《孝经汇注》以及清代周春于《孝经》之作等等,都是承朱熹的理念和做法而一脉延展出来的。当然若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那么此中也有促进,那便是如前所说,因为司马光、范祖禹等的古文《孝经》的研究,加上朱熹的古文《孝经》的影响,使得古文《孝经》的生命在唐以后的衰微下,得到了一度的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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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孝经》·注讲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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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与《孝经》的关系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无论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如汉、唐、宋等朝代,《孝经》是热热闹闹的时代;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者是蒙元那样的时代,《孝经》也照样不寂寞;因为统治者都知道《孝经》所能起到的作用与价值。

皇家在做法上除了政策上的奖励、激励以外,比如教学科举、确立学官、选拔人才、考核官吏、营造社会风气以外,他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对《孝经》特别重视,或亲自注解,或亲自听讲,或亲自宣讲,或亲自书写,或亲自传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一些在后文还会讲到。这里再举出些例子,集中地观察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以及可以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道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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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王们重视《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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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帝王都高度重视《孝经》,这是很突出的。比如从几个开国皇帝来说,隋文帝杨坚建国时,就接受苏威的进言, 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吏诵读。此也影响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他也下诏: 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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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 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 唐代从高祖开始就重视提倡《孝经》,宣扬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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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之中,还不忘记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此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的皇帝对于 孝治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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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称《孝经》为 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 。下诏令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至于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 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我们再看看帝王们在其他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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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帝王们不断注解《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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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战国初期魏文侯注《孝经》,也许是帝王注《孝经》的肇始者。虽然还不被学者都认可,但是毕竟也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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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确凿的记载,那么帝王对《孝经》撰作注解的很多。有记载的,除了唐玄宗的《孝经注》外,又如东晋元帝著有《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唐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有记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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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清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亲自注释过《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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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撰成《御注孝经》一卷, 约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见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四库全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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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治、康熙年间,朝廷还命令儒臣编纂了《孝经衍义》一百卷,镂板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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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世宗于雍正五年(1727年)自己亲撰《钦定译孝经》,并完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 。在《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中有云: 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厚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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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就是皇帝的心里话,也代表了所有的皇帝的内心想法,通过对《孝经》的传扬与实践,可以改变社会风气,达到和谐,巩固自己的王朝统治。清代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而雍正的《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也随时印行供教学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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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抓紧对后代的《孝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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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选择疏广用《孝经》向皇子教授。梁武帝甚至亲撰《孝经义疏》,还令师傅为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讲授《孝经》。陈文帝、宣帝、后主时都曾诏令东宫讲《孝经》,如此等等,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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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帝王还热衷于宣讲或听讲《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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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做法是请学者、官员到宫殿里来讲《孝经》,如汉代有个叫王立的,官太史令。 王允奏曰: 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绝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入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 (丁晏《两汉三国学案》)又如史载,唐太宗在贞观十四年三月还亲自到国子学,听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宋仁宗赵祯就曾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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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是自己宣讲,魏晋六朝时期,如晋代穆帝、晋代武帝;宋武帝、宋文帝;梁武帝;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等都曾经亲自讲《孝经》。皇帝宣讲《孝经》的场面也有记载,如晋孝武帝的宣讲,《南朝宋会要》云:孝武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汴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武子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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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种情况是让皇太子宣讲《孝经》,如晋代武帝、惠帝,陈文帝、宣帝、后主等都曾经诏令太子讲《孝经》。(参见朱明勋《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有意思的是,南朝一些帝王不仅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还出现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集会讨论《孝经》的现象。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还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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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帝王书写《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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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书写《孝经》刻 石台孝经 就是一例。又如,宋太宗重视提倡孝道,曾用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年),他见到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说: 《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 于是他命人把所书《孝经》刻在淳化秘阁碑的背面。他在将御书《孝经》赐给李至时也说过: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南宋高宗亲自书写《孝经》赐给大臣,并刻于金石,颁行天下州学。(参见杜中新等《孝治与〈孝经〉入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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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今人的一段话,是杨伯峻在《经书浅谈》的评论。东晋孝武帝著有《总章馆孝经讲义》一卷,杨伯峻说: 现在只谈东晋孝武帝这个人,他十岁死了父亲,便不哭丧,还说什么哀至便哭 。他在位时,权臣桓温已死,权柄他一人掌握;其后谢安、谢石又大败苻坚于淝水,正是大有为之时,他自己却饮酒好色,又专任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般龌龊小人,贪婪无厌,卖官鬻爵,流毒人民,结果被所宠爱的张贵人所害死,甚至没有人来追究凶手。东晋因之日益衰颓,以后遂一蹶不振,还宣讲什么《孝经》(宁康三年重九日孝武帝曾亲自讲《孝经》),作什么《孝经讲义》?由此可见,统治者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是唐玄宗作的,宋邢作疏。因为《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浅陋,实在值不得一读。好在只有一千八百字,翻他一遍,半小时也就够了。这段话够今人和后人耐心地咀嚼一番的。笔者想到的是,几千年中历代皇帝中很多人如此重视《孝经》,必定是大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是从另一个非经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的,这就与单纯从经学与学术的角度去看问题大不一样了。因此他们也许并不觉得内容陈腐 ,而是有深刻的治国之道;不是 文字浅陋 ,而是大有 孝治 的文章在里面。因此这些统治者,都热衷于《孝经》,至于能否治理好一个王朝,那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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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汉代发现之谜

Q.V@Sawe5  

http://book.sina.com.cn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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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Saw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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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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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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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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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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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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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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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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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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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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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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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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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宅故井的前面有诗礼堂。《论语·季氏篇》有载,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后人就建立了这诗礼堂,作为学习诗礼的场所。清代初年,文学家孔尚任还曾在此为康熙皇帝讲过经。堂东有礼器库,存放有祭祀用的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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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诗礼堂的后面,有一段像照壁样的墙壁,孤立在院子中,横亘在眼前,墙前有石碑隶书“鲁壁”两字。这就是数千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有名的一堵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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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西汉武帝末年,鲁国的共(恭)王叫刘余,本是汉景帝的儿子,想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扩建而将附近孔子旧宅的房子给毁坏了。这堵墙壁被毁坏时,人们忽然发现墙壁有夹层,里面藏有东西,结果从中得到了藏在其中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简,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据说,这些典籍还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由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孔鲋偷偷地藏在古宅的墙壁内的。鲁恭王将这批书籍归还了孔家。为了纪念孔鲋的藏书之功,后来人们就在古宅的院子中特意修建了这座象征性的墙壁,称为“鲁壁”,也称为“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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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壁”中的这些用古文写的经典文本,也就被称为了“古文经”。关于这一事件,文献有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如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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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社会上流行着两本不同的《孝经》,这又留下了许多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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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孝经》的“孝”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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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字是怎样构形的?“孝”字有什么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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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孝”字、“老”字、“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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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孝”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甲骨文的这个字形和商周金文的“孝”字在构形上有差异,不认可是“孝”字,但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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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文中“孝”的字形也大都是由表示“老”与“子”的形体构成。有人指出,“孝”的最初的意思是年轻人“参”(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谊(义),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铜器铭文里,可以看到,“孝”的对象相当广泛,不仅有父母,还包括了祖妣、宗室、兄弟婚媾诸老等等。“孝”的道德,实际上是对老年家庭成员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见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书局)人们还发现“孝”的字形里有“食”(《曾伯》)。阮元说:“孝字从食,创见于此,殆取养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有人说,此字“象老人就食,为享孝之专字”(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这个字的结构,突出了一个老人就食的情况,其理念就是突出孝的一大重任就是赡养、供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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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老”与“考”字,原来是一个意思,指老人。《说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须发变白也。”《说文》:“考,老也。”孝,就是与老人有关的,因此成为构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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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的孝,《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这一字形的结构,来自两方面:一是“从老省”,意思是由“老”字省略的形体来构成字形的一部分。一是“从子”,意思是由“子”字来构成另一部分。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孝”的字形,而其中会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子承老也”。当然从小篆以前的形体来看,“从老省”不确切,因为老字原来就没有“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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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子承老也”的“承”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承”字,《说文》:“承,奉也,受也。”这字很有意思,有两个相反方向的字义:其一,“承”有“奉”的意思,这就是奉献、侍奉、给予,是对他人的付出。如王筠《说文句读》云:“谓授之人也。”其二,“承”有“受”的意思,这就是承受、接受、收受、受到,从他人那里得到。如王筠《说文句读》云:“谓受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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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方面来解读“孝”字就非常有意思了。孝就是“子承老也”:一方面“承”从承受来看,就是“从他人那里接受”,那么儿子、子女就是从老父老母那里诞生出来的、不断接受父母教育、养育,才有了自己。另一方面“承”从付出来看,就是“给予他人”。儿子、子女应该对父母不断地奉献,要赡养他们,要孝敬他们。当然还要生养、抚养下一代,再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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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又联系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系列:先是自己做子女,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很多,自己接受了很多;这是“受”即接受的“承”,从父母那里传承过来。等到自己成家立业,就轮到自己来付出,要赡养、服侍父母;自己还要传递、繁衍到下一代,生育繁衍后代,传承下去。这是“奉”,即付出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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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父母,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系列中变换着角色,完成“子承老”的“奉”、“受”两方面任务。每一代人也都要这样完成“承”的两件大事。因此付出和接受,是孝子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大事,也是人的道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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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再来看看“教”字的写法,就会豁然开朗。《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其字义是,上面有所施教,下面就会仿效。其字结构是由孝、攴()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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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攴”的甲骨文字形是手中拿着小棍、教鞭一类的东西在敲打的意思。《说文》:“攴,小击也。”“教”字,一面是“孝”,一面是手执东西在敲打,人们可以会其意思,它的本义就是严厉地教人遵从孝。我们还记得《孝经·开宗明义章》里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郑玄注:“教人亲爱,莫善于孝,故言教之所由生。”至此可以省悟汉字“孝”与“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了,若从汉字的表层结构潜入,则会发现其层积在深层的中国孝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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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也可以深刻理解以下汉字之链:老——子——孝——教,让我们看到“子承父”是孝,其中含有自然的、人性本有的元素,自然的元素还要不断地在后天进行严格的教育、教化、教养。这种“教”,又有两途:一是上面的要严格教育下面的人,二是上面的要做出好的榜样来,下面的就会仿效了。否则原本善的心灵也会荒芜,而杂草丛生,人性中的“善”就被湮没了。古往今来,社会上出现的许许多多不孝,其中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不教”与“教之不严”,就是上之“不孝”导致下面仿效的“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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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说,“孝”字先是孝顺父母的意思,然后引申发展为美德孝道的通称。比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追来孝。”“”,遵循,或说语助词。朱熹说:“特追念先人之志,而来致其孝耳。”陈奂说:“追来孝,犹言追孝于前人也。,发声。来,语助。”王引之说:“追来孝,,辞也。来,往也。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前世之善德,故曰往孝。即所谓追孝于前文人也。”孝者,“非谓孝弟之孝”。王引之《经义述闻》又说:“《尔雅》‘善父母为孝’,推而言之,则为善德之通称。《逸周书·谥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则所包者广矣。”这就是说“孝”的意义被泛化了、引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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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孝”字还有享献、孝敬的意思。《诗经·大雅·载见》:“以孝以享。”马端辰说,“是孝与享同义。故享祀也即孝祀”,“致享亦曰致孝”,孝、享“两字同义,合言之则曰‘孝享’”。金文亦有“享孝”连用的情况。故祭祀亦称“孝”。高田忠周说:“事死犹事生,故祭祀有享献之礼,享献亦是饮食事也。”(《金文常用字典》)这又可联想到金文《曾伯》中那个由“食”构成的“孝”字,其中就储存着远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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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二十四孝》的智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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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专门谈到“孝”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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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鲁迅的评论中,传达出《二十四孝》在当时极其普及的信息。如鲁迅得到的《二十四孝图》,就是“一位长辈的赠品”。这说明当时在给儿童的礼物中,常见的一种便是《二十四孝图》。今天我们早已经不再为孩子送上这样的礼品了。再如鲁迅所说:“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这说明了当时十分普及的情况,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下层,或一般人,比如鲁迅的保姆阿长,即长妈妈,都知道其中的内容。如果今天,不要说一般人说不出《二十四孝》的内容,即使文科大学生也不一定一看图就能“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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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鲁迅将《二十四孝》的内容分为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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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可以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等。鲁迅说:“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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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可怀疑的。如《哭竹生笋》、《卧冰求鲤》。鲁迅说:“‘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家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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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反感的。比如《老莱娱亲》、《郭巨埋儿》。鲁迅说,这是“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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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专门对此两则加以评论。他说:“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曰,‘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页,便急速地翻过去了。”——这是一个孩子的心理活动,说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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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又评论道:“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儿童需要真诚,《二十四孝》中的一些表述,有些地方太夸张,不近人情,因此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是儿童。此中也看到《二十四孝》在日本流传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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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二十四孝》的智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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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老莱娱亲》此则,不仅特别有意见,还专门进行了考据比勘,说:“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我们在后文会对照文句,可参考。鲁迅说得极是,有“诈”字与没有“诈”字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进行了独立的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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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十分反感《郭巨埋儿》,并加以评判。他说:“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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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谈到自己读了以后的那番感触:“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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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将自己的心境往深里叙说:“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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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说:“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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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评论让我们学到的智慧是,读《孝经》、《二十四孝》等,都应当具有“四不”之睿识:一是,不能“愚孝”,愚昧做孝子,不是真孝子。二是,不能“愚读”,不能愚昧地读《二十四孝》,还有如《孝经》等。三是,不能“愚信”,就是不加独立思考地相信所说的一切,甚至那些“孝感”的东西。四是,不要“愚传”,愚昧地不加辨析地、不顺人情地、不合时宜地宣传与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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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读任何书都不能“愚读”,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虽然此书指的是《尚书》,然而推而广之,于一切书,不都应该如此?人人当用自己的智慧去读,一个时代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去解读另外一个时代人的书,更应该如此;要在有用的书中读去那些无用的东西,而在表面上已经没用的书中读出今人有用的东西。当然,人生立世处事都不要“愚”,有联语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联可味之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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