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九卿大司农---颜异之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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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异（？—前117年），早年为济南亭长，汉武帝时期任大司农，以廉洁正直着称。西元前117年，汉武帝与张汤研议发行“白鹿皮币”，一张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要购买，是一种变相勒索。武帝征求大司农颜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武帝大不高兴。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史记·平准书》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于是颜异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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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置治粟内史。西汉沿置，为九卿之一。景帝后元年（前143），改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再改为大司农。掌钱谷，为国家财政长官，与管理皇帝私财的少府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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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西汉时大司农每年从百姓赋敛所得达四十馀万万钱。凡百官俸禄﹑军费和工程造作等用度﹐都由它支付。另外﹐它还管理一些官营的农业和手工业。分布于各地的官田﹐其中有些便由大司农派人耕种﹔官营的煮盐和冶铁也都归大司农主管。武帝时设置平准﹑均输﹐这类官府商业也归大司农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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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即中央各机关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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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西汉汉武帝酷吏张汤构陷大司农颜异“腹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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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被司马迁写入《酷吏列传》。在十位“酷吏”之中的张汤，最可恶的是对大司农颜异一案的处置。颜异是管全国经济的，“以廉直”而位“至九卿”，他得的是“腹诽”罪。而这个“腹诽”罪就是张汤发明的，比宋高宗时岳飞所得的“莫须有”罪；明英宗时于谦所得的“意欲”罪，都早了一千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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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颜异的“腹诽”罪，《纲鉴易知录》有简要介绍：“上既造白鹿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蔫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按：同例)，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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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汤有两个特长。其一，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政治上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在整治别人的时候，绝对以汉武帝的是非为是非，且如司马迁所言：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且，在他看来，对汉武帝的任何不敬，都是大逆不道的，其罪当死；其二，他有很灵的“政治嗅觉”，或者叫做“政治敏感性”，“上不悦”，他就闻到了味道；“异不应，微反唇”，他又闻到了味道，这两种味道凑合在一起，颜异的“腹诽”罪就被他构陷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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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腹诽”而成之为罪，毕竟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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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诽”？“诽”与“谤”连用，合称诽谤。“谤”是公开指责，“诽”则是背地非议。诽谤有罪，乃是因为捏造事实，并对别人构成了实际上的伤害。举一个例子说，“人或毁(直)不疑，以为盗嫂”，直不疑(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只说“我乃无兄”。无兄自然无嫂，既无嫂可盗，又何以“盗嫂”？直不疑本来是可以告他们一个诽谤罪的，因为说他“盗嫂”的人无中生有，很可能会使他讨不到老婆升不了官。反过来说，倘若直不疑有兄有嫂并且确实有过“盗嫂”的劣迹，人家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却又何罪之有。无论对事对人，都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仅仅是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就有罪，恐怕本身就说不通。且不说唐尧时“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在汉文帝的时代，也还废除过所谓的“诽谤”、“妖言”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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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未必有罪，却又何论“腹诽”？所谓“腹诽”，无非是对某人、某事有不以为然之看法，或是碍于情面，或是碍于权势，或是出于某种利害关系的考虑而没有说出来。所以，即使真有“腹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纵观中国历史，以言获罪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皇上面前，他高兴时，可让你“但说无妨”，他不高兴了，你再去触龙鳞，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有几个脑袋。但人有话总是要说的，当面不说背后说，当时不说以后说，嘴巴不说心里说。这最后一条，也就是“腹诽”。何况，是否“腹诽”，其实也只有自己明白，别人无从得知。文人墨客说：“那时不免有些腹诽”，往往是在时过境迁之后。而且，既是“腹诽”，也就没有捏造事实之必要，更无伤害别人之可能，“腹诽”罪之荒谬，由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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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诽”罪之能出现，当然需要异乎寻常的政治环境。妇姑勃溪，勾心斗角，同僚相处，互有不满，互相攻讦当众骂街并不罕见，谁会把对方的“腹诽”当成一码事，谁能把对方的“腹诽”当作一种罪名？颜异的对手就不同了，作为臣子，他面对的是汉武帝刘彻；作为因“他事”而被人告发的嫌犯，他面对的是“酷吏”张汤，此二者都掌有他的生杀之权，他面对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绝对的权力。汉武帝掌有他的生杀之权，“腹诽”别人或许构不成罪，“腹诽”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就罪在不赦；张汤掌有他的生杀之权，别人构陷他的“腹诽”罪，他还可申辩，出于张汤之口，哪还有他申辩的余地?可见，这种“腹诽”之罪，只有在绝对的权力之下，才会酿成极端冤案。

"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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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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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颜异以"腹诽"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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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异因廉洁正直，由基层官吏升任大司农，主管经济事务。他对于汉武帝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引起汉武帝不满。酷吏张汤与颜异素有成见，正好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张汤审理此案时，竟然以"腹诽"定了颜异的死罪："（张）汤奏当（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据《史记·平准书》说，从此之后，有了"腹诽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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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三笔》卷二有"无名杀臣下"条，其中说："《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专制帝王要杀臣下，其实是不必寻找什么理由的。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张汤杀颜异。论者最后感叹道："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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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诽"，《汉书·食货志下》写作"腹非"。"腹诽"，是心中的异议。"腹诽之法"的出现，使得专制政治的残酷和无理，更上了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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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是使颜异致死的主要责任者。但是他不久也因法律的严酷而陷于死地。有人揭发，张汤办案时挟嫌报复，草菅人命，又有经济关系方面的污点。在审理时，张汤自杀。然而他死后，发现其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正常俸禄所得。他的亲属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却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焉！"于是出葬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得知张汤葬礼简朴，断定他因诬陷致罪，于是诛杀了揭发张汤的丞相府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受到牵连，下狱后被迫自杀。这也许是一个错案又引带出了另外的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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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时代，法令极其严酷。据《汉书·刑法志》说，当时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法网越来越繁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律文书堆满了办公地方的书案和书架，主持司法的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通读。

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冤狱纷生，不知有多少人不平而罪，不平而死，特别是没有权势，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下层民众。其中，自然很可能也有一些本来可以促使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前行的"英雄"，被暴政和酷刑灭杀了。

来了，多少要学习一些知识。

碰上张汤这个家伙,颜大司农在劫难逃。张汤被列入《酷吏列传》，一是他有坚定信念，是把所有人（不管什么人，无论贵贱，不分忠奸）都加上罪名（不管事实如何），治罪。二是他水平高，总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颜大司农是什么样的人，廉洁正直，玩阴的斗不过张汤。张汤也没有好下场，他玩阴的玩过火了，大家都怕他，合伙把他给做了。需要指出，张汤并没有敛财。后来张的子孙连着富贵好几代。

汉武帝时，由于远征匈奴，国库入不敷出，财政上极为紧张，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改革，采用了“白金币”和“皮币”， 白金币是一种银锡合金，面值分为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皮币的原料是用上林苑中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每块面值四十万。应该说，汉武帝是使用提高通货膨胀率来搜刮财富的一种方法，在短期来看，这种方法十分有效，但也引起了民间的盗铸之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死者数十万人。
　　作为朝廷中主管经济的官员，颜异对这种做法存在的弊端是非常了解的，当汉武帝问到他对这种政策的看法时，颜异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现在王侯朝贺皇帝时用的苍壁，才值数千钱，而皮币却值四十万，本末太不相称了。”但颜异最终没能阻止汉武帝的决策，反而使汉武帝对他产生了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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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与公孙弘是同僚，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所推崇的是儒家思想，解决疑难案件所遵循的是春秋的经义，而作为汉代儒家之首的董仲舒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春秋决狱”的发源。所谓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对案件进行审理分析，在定罪的过程中追究案犯的动机，也就是“原心定罪”，如果动机邪恶，即使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颜异一案中，颜异罪行在于知道法令不便而没有上奏皇帝，腹诽则不忠，不忠则应论死，当时称为“见知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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