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文帝墓出土了大批南越国时期的器物，在这些器物当中，一枚刻有“赵蓝”二字的象牙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大墓又出土了一枚左夫人印，考古人员据此做出了推断。这是当时岭南的最高统治者赵胡的夫人，汉族国王和一个越族女性通婚，显然体现了南越国的友好共处的民族政策“和楫百越”。
广州市文化局的专家麦英豪介绍说：赵佗最大的成功在于，第一，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当他王国的大官；第三，提倡汉越通婚，自己的子孙都和当地越人首领的女儿通婚。赵佗还兴办学校，以“诗书化国俗”，推广中原的先进文化，以改变原来越人的好斗风俗。
在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发掘出的瓦当，上面是中原的汉字，这种诗礼之举，使得岭南“华风日兴”，风气为之一变。之前越人不够吃，互相争夺地盘，经常打斗，赵佗来了以后，“和楫百越”，改了这个风气。从中原来到岭南的赵佗，把中原的管理办法和岭南的实际结合起来，对岭南进行治理。
《汉书·食货志》记载，赵佗在岭南实行“故俗治，无赋税”政策，赵佗的另一手是，依靠强力手段推行中原的郡县制，把深居深山密林的南越人，纳入南越国政权的郡县编民，实行统一管理。今天已知的南越国28个官名，则大多仿秦汉。赵佗的成功施政，使得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岭南，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开发。
当中原的刘邦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统一的汉王朝，岭南的赵佗也乘中原的战火，建立了南越国。这两个几乎同时创立的国度，在表面看似乎有着悬殊的实力，南越国臣服了汉王朝，实际上两国之间是一种对等和对话关系，政府和军队互相独立，在五岭山脉长长的国界线上，南越国的军队仍然如临大敌。
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赵胡的大墓里出土了大量的兵器。从中可以看出南越国政府军的武器之先进，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弓弩用的各种箭镞,共有921件；射杀用的铅弹丸500多颗；赵胡身边发现10把铁剑，最长的一把有146厘米长；出土的磨剑石，还有砥磨留下的痕迹；铁铠甲，和秦始皇兵马俑的秦甲相似……
持有如此利器，南越国军队据守岭南的高山深谷，当然寸土不让。这支经历过秦统一战争的军队，装备和战斗力丝毫不亚于中原的汉军。同时，南越国在赵佗带领下，汉越民族和谐相处，农耕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力呈现着振兴得局面。
翻越五岭，同南越国遥遥相望的，就是广袤的汉帝国版图，这是一片经历了长达500年战争蹂躏的残破河山。刚刚结束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更使田园荒芜、饿尸遍野，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当时全国人口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也就是区区四、五百万。
军科院的教授霍印章介绍说：当时逃亡者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登记到户口簿上的人口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急需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充满了危机，帮助刘邦打下天下的7个最有功的异姓将领，沿着今天东南沿海一线，各自分得了一大片富庶平坦的地盘，成为了当时称霸一方的诸侯王。而汉高祖刘邦自己的领地，仅仅是关中和黄河中游一带的15个汉郡，这些异姓王建立的国中之国连成一片，竟占据西汉疆域的一半以上。当时汉帝国的边疆形势是，北方面临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史记》描述“控弦之士三十万”，他们经常侵掠长城沿线的边民，还对中原的大片土地虎视眈眈。匈奴势力从北纬41度线附近，越过双方拉锯的北纬38度线，一直侵扰到北纬35度线附近。
就在汉初羸弱、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对于割据岭南立国的赵佗，汉中央只有采取安抚共存的政策了。在西汉和南越国的交往历史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陆贾，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在汉初的布衣卿相之局中，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就在西汉和南越国建立之初的公元前196年，陆贾带着说服南越国归附汉朝的使命，千里迢迢来到了岭南。陆贾到了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却被傲慢的赵佗拒在番禺城外，就是今天广州城的增涉河一带，陆贾几经周折，但见到的赵佗全然不是秦朝时中原人的形象，而是以岭南越人的老大自居。
陆贾和赵佗的一番唇枪舌剑后，南越国在名义上开始对汉朝称臣。这是南越国走向兴盛的一次转折。这时的南越国不仅没有了战争的威胁，而且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岭南。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省五华县华城镇的狮雄山上，发现了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存，出土了大量瓦当和陶片。据五华县志记载，正是在中原的汉朝使节陆贾到来时，赵佗在这里修建了长乐台，长乐台见证了南越国和西汉那一段友好往来的岁月。在西汉疆域的最南部一个叫做长沙国的诸侯国，以五岭为界，岭北的长沙国，地盘就在今天湖南省一带，和南越国一岭相隔，中原和岭南的贸易关口，就在南越国和长沙国的交界线上。
如此友好往来的局面持续只有一年多的时日，在创立西汉王朝的刘邦死后，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吕后开始执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南越国迎来了一场立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赵陵村，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郊，在村子里的一条马路边，有一处高起的土台，正是2000多年前赵佗祖宗的陵墓，赵陵村也因此得名。公元前183年，一队汉兵来到这里,刨掉了赵佗的祖坟，还捕杀赵佗家族人氏。更让赵佗不能接受的，是吕后关闭了和南越国的贸易关口，严禁铁器和母畜进入岭南。据《史记》记载，盛怒的赵佗派兵北上，把怨恨发泄在南越国的邻国——汉帝国南疆的长沙国。自立为南越武帝的赵佗，同汉帝国公开分庭抗礼了。汉帝国南疆突然燃烧的战火，接着引发了更大的战争，西汉中央军开始向岭南的赵佗猛烈反扑。那么，为什么因为铁器和母畜，引发了西汉和南越国两个政权大动干戈呢？
1976年，就在郁江岸边的广西贵港市罗泊湾，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代大墓。墓主人的主棺分两层，外面的都是实木板，大墓出土的大量石器、铜器、陶器，从年代断定来看，应该是西汉文帝、景帝时代，也就是西汉前期，就是南越国时期。这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还陪葬有7个殉人，还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品，在写有“胡燕”二字的独墓棺里，还葬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看陪葬品的组合，墓的下面一层没有盗，棺室有前中后，完整的话陪葬品很多，能够说明身份的有鼎，有5个鼎，应是诸侯一级，相当于全国地方一级行政机构，郡守郡尉，应是桂林郡的最高长官，郡守或郡尉。陪伴这位南越国地方最高长官的，还有两件木椟，叫做东阳田器志，罗列了数目众多的农具名称。
1983年,就在广州发掘的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胡的大墓里，发现了众多的铁器，从南越国的国王到南越国的地方长官，对铁器的看重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的产铁地点和铁官设置，岭南是个空白点，到汉武帝时代，岭南还没有建立较具规模的冶铁业。对岭南刚刚拓荒的南越国来说，五岭以北的长沙国，是南越国和中原贸易往来当中最主要的诸侯国。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从中可以推测当时南越国和和西汉贸易往来的一些细节。当时的长沙国，手工业和农业已很发达，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许多农作物，记载农作物的竹简就有24支。而在当时的中原，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西汉初年的铁制农具铁铧、耧车，在当时中原已经得到推广，对于岭南，这些农具的先进足以让越人吃惊。现在看《史记·南越传》，一个是牲口，一个是铜铁器，铁农具，都是发展畜牧业、农业最需要的两样东西，恰恰吕后就卡住不让进来。
显然，这个被群山阻隔在大海之滨的岭南王国，它的安危和崛起，和中原金铁田器和牛马耕畜源源不断的输入关系极大。这场因为贸易引发的南越国和西汉王朝的战争，相持了一年多，西汉的中央军和长沙国的地方部队，最终没能突破赵佗的岭南防线。
2000多年以后，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那场战争留下的痕迹，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利苍妇人墓一旁，一个被命名为3号墓的利稀墓被打开了。墓室出土了地形图和驻军图，是带兵的人生前所用之物，通过这些推断，这个武将肯定是长沙国南部的人，也是同南越国打仗的人。从大墓出土的一幅帛画上，可以看到和南越国交战的这位将军的形象：他带着一种汉代叫做武冠的帽子，腰陪长剑。后来知道，利稀墓室里出土的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实测军事地图， 地图主区大致比例为180000比1，即古代的一寸折十里。在一幅叫做长沙国南部驻军图上，可以看到部署了9支部队，分别是汉中央的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三支部队，长沙国的一支地方部队叫做桂阳军。这个驻军图就是吕后七年，汉军与南越军相对峙的真实反映，除此之外，其它历史阶段都没有形成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刚好说明汉军不能越岭，南越的军队也不能北上，所以相互对立。
当南越国和西汉的贸易通道突然间被斩断，在荒蛮的岭南崛起的南越国急需岭北的生产工具时，面向大海，有没有一条互通有无的贸易路线呢？
1974年冬天，在广州市繁华的闹市区，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很多证据表明，秦朝时人们已经走向了大海，问题是他们走到了哪里呢？
1983年秋天，在广州市老城区的象岗，汉代南越国文帝赵胡的墓葬惊现于世，人们在墓葬里发现了许多中原极为罕见的物品：一捆5支的原装象牙。岭南古代多象，这些让考古人员感到吃惊的象牙，是不是来自岭南象呢？亚洲象牙直径不大，它那个直径大，亚洲象牙小、短，现在出土了5根象牙，从这个对比来说，否定了它是亚洲象，应该是非洲象。这个结论让人感到吃惊：这些2000多年前来自非洲的象牙，同岭南相去万里，它们是怎样来到岭南的呢？大墓里还出土了熏炉，由4个相互搁开的炉室组成，炉壁上有别致的纹线，整个造型十分独特。大墓里银盒的出现更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与中国传统的器物风格迥然不同，银盒呈扁球形，饰有蒜瓣纹，表面有极薄的鎏金，里面还有半盒药丸。银盒除了造型外，还有液金，也不是中国的，中国的镀金比较厚，它薄得不得了。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大量的是石构建筑，和中原秦汉宫殿传统的夯土和木头结构截然不同，南越国宫署出土的石柱都是多棱的，这和古希腊的石柱相似。 在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建筑对比了以后，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南越国宫署体现着典型的古希腊建筑风格。
地中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古希腊人，他们以善于航海而著称，被称为“海上居民”，后来取代古希腊的罗马帝国，在当时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航海能力，这些壁画描绘出了古希腊人的航海景象。按照《史记》记载，中国最早同西方的交流，是源于西汉人张骞在公元前119年的“凿空之行”，可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物品，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出现了，专家认为，这些物品不可能经过穿越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长安、再辗转来到岭南。从四川成都出发，穿越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过横断山脉经缅甸到达印度半岛的道路，被专家称作西南丝绸之路，广州南越王墓的物品会不会从这条道过来呢？ 一个是海上丝路，一个是西南丝路，可是四川的东西是顺着南盘江、怒江，顺着这个山脉可以过去，但如果从广东、广西这个方向就很困难，沿江溯流而上，进入贵州西部，海上比较容易。
南越国同西汉尽管有交往，但五岭的阻隔和两国的长期对峙，都迫使南越国把目光投向宽阔的海岸线。在南越国时期和稍后的岭南汉代墓葬中，经常有木船模型出土，用牛车、马车随葬的却很少，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南越国的水上交通比陆上交通发达。《史记》也记载，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组织了携带丝织品、金器等物品的大规模商队，途经许多国家，穿过大海来到了当时叫黄支国的地方，就是今天印度半岛的南端。这意味着早在汉武帝之前，南越王国就开辟了通过印度半岛通向西方地中海的海上通道，而南越王墓中的海外物品正是从海上而来。
那么，当时航海的船只是怎样的呢？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只铜提筒上，专家通过观察，发现当时的船舶已经有了浆、橹等推进器，它说明当时南越国已经具有了较高的造船和航海能力。广州黄埔港是中国南方的第一大港，因地处亚热带，海水常年不冻，适合航运，是历史久远的大港，而上溯到2000多年前，它正是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南越国凭海临风，海岸线长达数千公里，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每年季风吹来，是海上舟船行驶的天然动力。
1989年，在珠海市南水高栏岛的宝镜湾，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石刻岩画，其中一幅长5米多的岩画，岩画大多以船为表现中心，专家测试，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这说明在那时，习于水性的越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天文航海技术，能够利用季风和星辰进行远洋航行。专家认为，在陆上丝绸之路还未开通之前，南越国可能已存在通过海路通向西方的贸易线路了。而在那时，地中海一个叫做厄立特利亚的国度，他们的航船就曾经到达过印度半岛和中国。那时，从番禺出发，通过今天越南沿海和马六夹海峡，而以印度半岛为中转站，向西一直能够到达地中海一带的罗马帝国。
对汉武帝来说，他不会满意一个凭海临风的大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岭南广袤的领土、奇异的珍宝、甚至大海的涛声，时刻都在诱惑着他。
欲知分晓，请看“岭南王国 第五集 岭南还归”。汉武帝统一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