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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哲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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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颜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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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颜学联 从 山东宗亲联谊 移动到本区(2015-08-11) —
 第一节儒学传家颜氏之儒在春秋时代已有相当的影响。汉代,颜安乐与严彭祖师从晆孟学习《春秋公羊传》,而后创立了春秋学“颜氏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汉末颜盛以儒学传家,重视子弟教育。其长子颜钦,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之。颜钦之子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他笃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并以孝道教育儿子,对儒家重视实际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扬。率族南迁后,认为“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数年之间欲令家给人足。”时人称之“雅重行实,抑绝浮伪”。颜含这些主张,表现了他继承孔子强化王室和“使民以时”、足兵足食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重视实际,反对虚谈,反对清谈误国的思想。此后,金陵颜氏家族在儒学领域多有建树,世传《周礼》、《春秋左传》等。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名儒周续之在京中讲学, 帝刘裕及满朝硕彦毕至。 周对儒学义理反复阐述仍难以讲清,而颜延之“每折以简要,连挫续之”,“言约理畅,莫不称善”。他又作《庭诰》,对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观点多所阐发。颜协“博涉群书”,以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其子颜之仪、颜之推皆善儒学,其中尤以颜之推影响较大。颜之推幼承庭训,对《周官》、《左氏》、《礼》、《传》,皆有较深造诣。他所作的《颜氏家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旨还是儒家。他以儒家的传统观点对立身处世、求学、修养、治家等问题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认识。隋唐时期,颜氏一族群星灿烂,名人辈出,颜思鲁以儒学显,颜游秦曾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以后其侄颜师古注《汉书》时多资取其义。颜游秦在任廉州刺史时,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治理地方,时当地“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颜游秦以德治理并参照道家无为思想,安抚开导,结果很快有了改观。颜师古是唐初名儒,也是颜氏家族中儒学造诣较深的人物,考证《五经》,为著名经史学家,其弟颜勤礼、颜相时皆传儒学、精训诂,三人同为弘文崇贤学士,与四弟颜育德一起参加校订经史工作,一时传为佳话。颜昭甫更被称为“硕儒”,尤明训诂,以儒学教育子女。其子颜元孙、颜惟贞俱为一时名儒,孙颜杲卿、颜真卿自幼传习儒学,受到良好的家族教育。儒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杲、真兄弟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分裂,反对篡夺中央权力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建立不朽的功勋。杲、真二人成为实践儒家重视群体利益,重视社会责任这一思想的光辉典范。五代时,颜真卿后裔颜诩,为后唐光宗时江西永新令,与颜翊、颜翔兄弟数人事继母以孝闻,笃志儒学,尤精祠翰,严于礼法。颜衎,字祖德,山东曲阜人。少时苦学,治左氏春秋,守章句学,无文藻,然直谅孝悌,为时所推。宋代福建龙溪人颜慥、颜师鲁、颜耆仲、颜颐仲等,均为儒学传家的著名人物。明清时期,颜氏后裔在哲学上有突出贡献的,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颜素,明代安徽怀宁人,为学穷究古今,尤精于《易》,四方学者日众。二十年不涉官场。著有《易研》五卷,诗文数卷。近代,湖南学者颜昌峣,字息庵,赞赏王船山学说,积极参与《船山学社》的组织与宣讲工作。他与杨昌济一道推荐毛泽东加入《船山学社》。颜昌峣博古通今,治学严谨,一生尤潜心于管仲研究,在湖南大学开设《诸子》课,书其楼为“校管楼”。《管子校释》一书,是颜氏的一部巨著,后郭沫若编著《管子集辞》时,曾引用了不少颜氏的见解。著名经师王先谦评价说:“读颜息庵的著述,如游名山,玩之不穷;如食清果,味之弥永,自非抱负奇伟,不能有此鸿文。”当代颜氏后裔在哲学领域有较高学术建树者,当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颜秉罡,他同时兼任山东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山东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山东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中国哲学导论》等课程。他着力于对现代儒学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是对当代大儒牟宗三、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一批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而山东省淄博市企业家颜景策, 则从企业经营管理中结合自己的世界观、 人生观,总结出一套“颜氏经营哲学”,受到国家领导人薄一波、田纪云及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应稻盛和夫之邀赴日本讲学。在《颜氏经营哲学》一书中,颜景策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了共同发展的经营思想,合法、合理、合算的原则和友谊、贸易、效益的六字方针。其本质特征是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把这一本质规定为“共同发展”,并付诸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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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颜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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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颜钧与“大中哲学”


    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哲人。他自述其学源于王
阳明,直接于王艮、徐樾之传。颜钧作为“泰州学派”传人,他首先是王艮“大成学”的继承者和传
播者。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它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由泰州人王艮创立,历时两朝,
风行天下,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艮于明朝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从王守仁(阳明)为师,学习、
研究“王学”,为泰州学派奠定了基础。王守仁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在南京、泰州等地传道讲学。
在此之前,他曾在安徽、浙江、泰州等地讲学,不少人前来求学、研讨,一时王艮的弟子遍布天下。
其后,他在家乡开门授徒,泰州学派正式形成。其中,王艮及次子王襞,二传弟子颜钧,三传弟子罗
汝芳、何心隐、王襞弟子李贽是主要代表人物。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以下层群众为主。由于泰州学派
不满于传统的儒家学说,敢于突破传统的规范,创造性地发展学术思想,富有鲜明的战斗性,所以学
派中许多人遭到封建政府的迫害,颜钧被充军,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害在狱中自尽,书被焚烧。李
贽之后,学派活动渐少,但其思想影响仍在民间流传,深入人心。
    颜钧自诩受传于王阳明“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并对二者“会而通之”,说他“日以阳
为明造,时以心为斋阳,上益神明,启师徒交震互发; 驯致大成, 错综理学之续余,直合夫邹鲁一
贯之道脉”,终于得到了“千古正印”(《颜山农先生》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下引该本只注明卷数
及篇名),而他本人又要付衣钵于四方:“千古正印,昨日东海传将来;四方公凭,今朝江西发出去。”
(卷四《履历》)将儒学的传授看作禅家衣钵的传授,这是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
    颜钧认为人性是一颗明珠,本无污染,人们可率性行事,纯任自然。故在给弟子罗汝芳宣讲时,
提出“制欲非体仁”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永远不会泯灭,如果人们时刻保有它,发扬它,
就无须从“制欲”着手,从而公开反对理学家一再宣称的“存天理,制人欲”的思想。他的思想在王
艮的基础上又有发展。颜钧具有“自立宇宙,不袭古今”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他将王艮的大成学
衍化为他自己的大中学,确是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论创造。
    所谓大中学:即其所谓“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
所以他称为“仁神正学”(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这是他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理论。他
自己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一生行动。”(卷六《耕樵问答·晰大学中庸》)《大学》、《中庸》
原系《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宋以前并不为儒者所重。自汉至唐,《大学》无别本;《中庸》别本虽
有数见,然未见传世。宋以后,义理之学兴,《大学》、《中庸》尤为程、朱一派理学家所推崇。朱
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朱熹说:“《大学》是
修身治人的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朱子语类》卷一四)又说“学问须以《大学》
为先……《中庸》工夫密,规模大。”还说《中庸》所以名篇,本是取“时中”之中;是兼已发而中
节,无过不及者得名(参见上书卷之二)。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以后,《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课程,
已是成为必读之书。
    颜钧的大中学源于儒学经典,而直接于王艮的大成学。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
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他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超
越前人的理论创造。
    颜钧大中学的哲学基础,不是程朱派的理气论,而是陸王派的心性论。如他所说:“大中学庸,
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颜钧认为, 天地间最可宝
贵的是人, 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
所不至,神工莫测,“默朕渊浩,独擅神聪;变适无疆,统率性融;生德充盈,润浥形躬; 亲丽人
物, 应酬日用,自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上引均见《急救心火榜文》)
    颜钧从贵心论出发,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其说如下:
    大——“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
    学——“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
    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
    庸——“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
    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
“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
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
“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知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
旁通曰道。”(上引均见《晰大学中庸》)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
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
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
如他在《论大学中庸大易》一文中,讲“五在”、“四绪”,谓曰:“在故学乎其大也,则曰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在格物,心不在焉,如此而曰五在,昭揭其大以为学。庸乎其中也,则
曰率性,曰修道,曰慎独,曰致中和,如此而晰四绪。绪扬其中为时庸。”在其《晰行动》 一文中,
又说“大之方体”,体现在“明德”、“至善”、“知在格”、“意心身”、“家国天下”诸方面;
而“中之主宰”则表现于“天命性”、“道睹闻”、“独隐微”、“天地万物”之中。但要“识道识
心”又须“翼以学庸”,所谓“学之所以聚乎其大”正是“立生已生人生天下之大本也”,“庸之所
以承乎其中”乃是“达成已成人成天下之化道也。”颜钧在此虽未明言体用,实则以大中为体,以学
庸为用。可见“大中庸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是颜钧大中学的首要特色。
    颜钧像许多平民儒者一样,缺乏深厚的知识底蕴,因而难以构筑起较为严整的思想体系。但是颜
钧又不同于一般的平民儒者(如韩贞)是一位颇有理论思维头脑的哲人,颇能“心造”出自己的哲学
语言。 除上述“大中学庸” 外,“神莫”也是他的独家发明。现存的《颜山农先生遗集》中尚存有
《辨精神莫能之义》与《辨性情神莫互丽之义》两篇短文,讲论心学,虽然文字晦涩难懂,但有思想
特色,值得研究。
    颜钧认为,人是天地的中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所谓“人为天地心, 心帝
造化仁, 是仁惟生。”(《论三教》)又说,“心”有很高的灵性,“夫是心也,自帝秉御,浩渊
天性,神莫精仁,以为仁道。时适乎灵聪之明,为知格诚正之修,允端天下大本者也。”(《辨精神
莫能之义》 ) 在颜钧看来,“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惰,二曰神莫。颜钧所谓
“神莫”,即其“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颜钧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
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
(《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中学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
神秘主义色彩。
    颜钧的大中学宣传“急救人心” 的道德救世思想。大中学是平民儒学,故其与官方儒学不同,
不重在教人如何“做官” “治世”,而是重在如何“做人”“救世”,乃至表现出一种宗教救世精
神。颜钧比起他的老师王艮来,似乎更少理学家气象,更多宗教家色彩。他宣称要以孔孟救世,以先
觉觉后觉,自谓“破荒信,彻良知,洞豁乐学,始以耕心樵仁为专业。承流孔孟, 辙环南国, 继以
安身运世为事功”,“救人心火;以除糜烂。”所谓“救人心火”即是“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绕,教之
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上引均见《急救心火榜文》)颜钧在这里讲的“思虑嗜欲”,是专指
人们的名利心,并非把人们引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理学教条。相反,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
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明嘉
靖十九年(公元1504年)颜钧在南昌同仁祠向应试士子讲演“急救心火”时指出:“秦火之焰,虽焚
经而经存;心火之焰,不焚经而经亡。”秦始皇焚书,并未能焚绝儒家的经书,可是,儒者的名利心,
却能使儒家自身走向灭亡。故他主张依从“孟子放心之旨,乃将名利之心一切放落。”(以上均见卷
首何属乾:《颜山农先生遗集序》引《急救心火榜文》)他在《急救心火榜文》中提出“六急六救”,
其内容如下:
    一、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善养性,如百工技艺,如火益热,兢自相尚。
    二、急救人心奔驰,老死不知葆真完神,而千层嗜欲,若火始燃,尽力恣好。
    三、急救人有亲长也,而火炉妻子,薄若秋云。
    四、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缓民欲恶。
    五、急救人有朋友也,而党同伐异,灭息信义。
    六、急救世有游民也,而诡行荒业,销砾形质。
    上述“六急六救”反应出颜钧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弊端,同时也反映出颜钧一派平民儒者的道德
救世理想。
    颜钧还提出:“体仁之妙,即在放心。”按“放心”二字最早见于《孟子》。孟子讲“放心”,
主要讲追求学问时,要专心致志,博学审问。朱熹《孟子集注》说:“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
则在求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
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子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
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之言, 程子又发明之, 曲尽其指,学者宜互膺而勿
失也。”程、朱解释孟子“放心”说,与历代诸家基本一致,即使如二程所说如求“放心”,“自能
寻上去,”也还是讲要把心收回来,使心系于学。颜钧则从心学角度发挥孟子“放心”说。在他看来
所谓“放心”,即:一是要能“自见其心”,“自信其心”;二是心不能有所系,不应有思想束缚;
三是此心要能顺应自然,不断自我扩充;四是“放心”与“体仁”相联系,与“制欲”相对立。应该
说,颜钧对于孟子“放心”说的理解,虽不尽符合原典精神,但他另立新说,超越传统,在当时程朱
理学处于官学地位的历史环境中,他这个说法也不失为一种观念的更新。
    颜钧作为儒者,他坚守儒学的基本立场,但不排斥佛道。他有论“三教”一文,讨论了儒、佛、
道三教的形成,思想特征及其短长。他认为,三教都是至人原宗,口传心受,年惯积造,逐渐形成的。
但是三教又各有程级品第,“如曰圣学,则有御天造命,事天立命,畏天俟命,三级程造也,能此等
而上之,皆可神道设教,生天地人物而位育也;如曰佛教,则有上中下乘,最上乘之阶为四区也,亦
存乎各志灵员自造自巧自等而上之者也;如曰仙教,则有天仙、人仙、地仙、神仙四项之品第也。”
在他看来,佛道二教,虽然教义深奥, 群学之士也不易超越, 但他“总不如尼父之传,有《大学》、
《中庸》、《易经》之门阶阃奥,有默识知及,仁守庄莅,动礼成乐之学。”又说“宇宙生人,原无
三教多技之分别,亦非圣贤初判为三教为多技也。只缘圣贤没后,豪杰自擅,各揭其所知所能为趋向
……各随自好知能以立教,教立精到各成道。”于是三教各立宗旨分别。他指出,三教也有各自的短
处,如“习乎儒也,读书作文获名利;习乎仙也,符录法界迷世俗;习乎佛也,念经咀符惑愚民。”
但他又认为,无论是儒者竞名利,仙家迷世俗,佛徒惑愚民,他们又都为了自谋生路,“以遂衣食计”
的。
    颜钧钦羡孔子开创儒学的精神,并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命,试图于理学之外重构儒学。其所作《邱
隅炉铸专造性命》(卷四)一文,即是他重构儒学的一篇宣言,他认为,“孔子一生精神,独造大学
中庸。晚创杏坛,聚斐居肆,肩承师任,陶冶己心人性,同修晬盎,自适乎左右逢源之身;各善立达,
诱掖乎家齐国风仁天下”,为后世垂范。所以他要继承孔子发展平民儒学,申言:“杏坛也,邱隅也,
创始自孔子,继袭为山农,名虽不同,岁更二千余年;学教虽各神设,而熔心铸仁,实无两道两燮理
也。 岂夫子慎独之至止, 大成之化工,真千古无及哉!”(按:《庄子·渔父》有“孔子游乎缁维
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的故事;邱隅,见于《诗·小雅·绵蛮黄鸟》:“绵蛮黄鸟,止于邱隅。”
也是比喻讲学处。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有教无类”,故儒学开创伊始就具有平民色彩。)颜
钧效仿孔子杏坛讲学,其目的是要开创其大中学。但是,由于颜钧学养不够,加上时代的变迁,佛老
的兴盛,故他将读书求学变成登坛修道,把孔子的杏坛变成了自己的道坛,并立有《道坛志规》。他
提出:“六道六洗”令人瞩目,所谓“六道”即是:
    一、自立宇宙,不袭今古,此可以登道坛之人。
    二、青天白日,人皆见仰,此可以立道坛之心。
    三、肩任圣神,万死不回,此可以同道坛之志。
    四、默识天性,以灵于视听言动,鼓运精神,而成乎晬盎礼乐,此为道坛之学。
    五、孝弟谦和,修斩义利,此为道坛之德。
    六、持载覆帱,善养不倦,此为道坛之教。
    《道坛志规》鼓励学生应有自立和创造精神,要求学生有仪表,重德教,光明磊落,万死不回,
坚毅不拔,志同道合。所谓“六洗”,则是规定若干行为准则,如他要求老师本人(即颜钧)先洗去
自己的厌倦心以及“讲晰不明,引导不循”种种不足。又如所谓“言动毋违六道,违者急裁”等,类
乎戒条。
    颜钧的大中学,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显得简浅、粗俗、神秘,但他却含有明显的平民性和深刻的历
史内容。颜钧深深同情受苦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
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大声疾呼:“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罚灭法,溢入苛烈。赋
税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颠覆生业。触变天地,灾异趵突,水旱相仍,达倭长驱,战阵不息。
杀劫毋厌,海宇十室,九似悬謦。圩野老稚,大半啼饥……近代专制,黎庶不饶,一民尺土。士仕以
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难,倘或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尝苦辛,经操危虑,而皆知此
病痛险阻, 置思援拯 同恻恻耶?”他认为造成社会民生凋弊、满目疮痍的局面“责在君臣”,朝廷
应负责任。因此他提出“急急拯救”的方案,就是要求朝廷实行以下措施:
    ——大赉以足民食:诏蠲天下贡赋,三年免征,大苏民困。
    ——大赦以造民命:随领洗牢,恩赦一切,原恶重狱,均与其生。
    ——大遂以聚民欲,怨女、旷夫、漂流无告者,富豪士民量力周护,所欲与聚,在在人人而得所,
所谓匹夫匹妇咸被堯舜之泽;
    ——大教以遂民性:广搜学德智仁贤能者,均授孔氏心造,衍教四方,丕易人心,暮年归仁而有
成,数月悦服而尊亲。
    这个救世方案,充满激情、理想和幻想。其中心思想是个“民”字,要求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
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这反映出颜钧善良、美好的愿望。当然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他的这种愿望是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颜钧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他从未停止其醒世救民,乃至上书当道、为民请
命的活动。由此可见,颜钧大中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性,其历史光辉是永恒的。明中叶泰州学派揿起
的平民儒学潮,在中国儒学史、思想史上别开生面,其影响及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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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颜元与“实学”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颜李学派”
创始人。
    颜李学派是由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所创立,以经世致用,躬行践履为特点。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
哲学上反对理学家“理在事先”、“心外无理”之说,认为“气外无理”。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
传习该学派学说的还有王源、恽鹤生、程廷祚、刘献廷及后来的戴望等。反映该学派学术思想的主要
著作述有《颜李丛书》、《颜氏学记》。
    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当时由于政治腐败,各种矛盾激荡沸扬,再加上异族侵入,人民生活
苦不堪言。为了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颜元苦学笃行,自强不息。他出身平民,学无常师,其学习完
全是一种自觉行为。他常说:“观自古圣贤豪杰,都从贫贱困苦中经历过,琢磨成,况吾侪庸人,若
不受锻炼,焉能成德成才?”
    颜元长期务农行医,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广泛接触,使他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生产实践的社
会意义,这对他思想的形成,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颜元的哲学思想,是在与传统理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理学,是巩固封建王朝的一种唯心论,
为历代帝王倡导,取士立教,致君临民无不以理学为准。理学的内容非常繁杂,但其实质就是“存天
理,去人欲”,理学把封建伦理说成是“天理”,每个人都必须清除一世个人欲望而服从“天理”,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当万死。理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道轻艺,或只言道不谈艺。道,即道理;
艺,即艺能实践。理学培养的知识分子, 只会说空话, 而无实学。颜元二十四岁开始办塾馆教书,
名“思古斋”,自号“思古人”。最初他对宋明理学狂热信奉,常禅学静坐,闭门思过,极为虔诚。
当他发现误入岐途之后, 毅然与理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为了表达自己实践第一的观点,将其书斋
“思古斋”改为“习斋”,自号“思古人”也改为“颜习斋”。习,即实践。颜元的实践首先从自己
开始,他学农、习医、练武……掌握了许多艺能,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形象。为了深入了解
社会,五十七岁时他南游中州(河南)。当他看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现象后,更加坚定了彻
底反叛宋明理学的决心。他尖锐地批判朱熹等理学家“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
病人、弱人、无用人……”搞得国家“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鱼烂瓦解莫可收拾。”
    颜元公然举起反叛宋明理学的旗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当时康熙皇帝以政治力量提倡理学,颜元
明目张胆的干自知是冒杀头之罪的。可是他毫不畏惧,绝不沉默,他说:“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
至也。然岂惧一身之祸而不言……”
    为批判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颜元不畏艰险,奋斗不息。在他六十二岁时,不顾年迈,
赴肥乡主持“漳南书院”。书院设文事、武备、农、工、水、医诸科,类同当今综合大学,这在当时
是空前未有的。
    颜元还富有改革社会的政治热忱,他主张以“垦荒、均田、兴水利”而富天下;以“人皆兵、官
皆将”而强天下;以“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而安天下。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有这种思想是
难能可贵的。
    反对“虚学”  颜元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
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在理学盛行时代里,颜元也曾尊信理学,他先
学习陆、王之学,后又学习程、朱。二十五岁时,他体会陆王心学意蕴,作《大盒歌》、《小盒歌》。
《大盒歌》曰:“盒诚大兮诚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酿成盘古味,此中翻为叔季波。兴亡多少
藏盒内,高山拍掌士几何?此处就有开匣剑,出脱匣外我婆娑。”《小盒歌》曰:“盒诚小兮盒诚小,
小盒生意亦不少,个中锦绣万年衣,就里佳肴千古绝,如何捧定无失却,如何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
向谁觅, 返而求之惟孔老。 识得孔叟便是我,更何乾坤不熙皞!”他以“大盒”喻宇宙,“小盒”
喻“吾心”,阐释宣传了陆王心学的主张,深得陆王旨趣,陆王学者谓其“真陆王”。二十六岁时读
《性理大全》,知周、程、张、朱学旨。次年结识程朱学者刁包,苦志笃学程朱之学,“屹然以道自
任,期于主静存诚,虽躬稼胼服,必乘闲静坐。人群讥笑之,不恤也。”(《年谱》卷上)
    但是,到颜元三十四岁时,对理学的态度发生变化。他说:“自三十四岁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
式遵《文公家礼》,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守也。  及哀杀,  检性理,乃
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关本旨也。”(《王学质疑》、《习斋记余》卷六)从此,他
走上反对批判理学的道路。五十七岁之前, “尚有将就程朱, 附之圣门支派之意。”(《年谱》卷
下)五十七岁南游中州(今河南一带)时,“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是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
方入一分孔孟,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同上)当时清廷以政治力量扶
持理学,程朱理学尤炽,故友人王养粹劝告说:“程朱何可倒戈,试看今日气运是谁主持?家读其书,
取士立教,致君临民,皆是也。”(同上)颜元为匡时救弊,独行不惧,揭起反对批判理学的旗帜。
    颜元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
激烈批判。朱熹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颜元批判说:“先生正少个实,半日静坐之半日,固
空矣,半日读书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岁月;‘虚灵不昧’,空了此心,主一无适,亦空了此心也。
说六艺合当做坐,  只自幼欠缺,今日补填是难,  是空了身上习行也。 ” (《朱子语类评》)他
认为,“三事”、“三物”、“四教”是古圣先贤的学术统绪, 在尧舜时为“三事” ,周公时衍化
为“三物”,孔子时又衍化为“四教”,实质在于以事物为教。“孟子‘必有事焉’句是圣学真传,
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年谱》卷下)实学是“见理于事”,
落脚于实;理学却颠倒事理关系,将理事对立,以为做事妨害“尽心”、“存心”工夫,侈谈“无事
之理”,“废其事”而着眼于虚。而“无事则道统、治统俱坏。故乾坤之祸,莫甚于释氏之空无、宋
人之主静”,“无事之理”是危害社会的祸水,“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
(同上)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自南宋以来被标榜为儒学正统。 颜元却指出, 真正的“圣学”,在
于“开物成务”的“实学”,并不是宋明理学家静敬空谈的“虚学”,谓宋儒“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
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太上仓陆桴亭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宋明理学家
是“专以心头之静敬、纸上之浮文冒认道统。”(《法乾》,《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直是孔门
敌对”。他断然把理学排除在道统之外。
    颜元在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王学诚有近禅,仆
亦非敢党王者。”(《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习斋记余》卷六)颜元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
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两派学辨,辨至非处,无用;辨至
是处,亦无用。盖闭目静坐、读讲著述之学,见到处俱同镜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尧舜正德、
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路径。虽致良知者见吾心真足以统万事,主敬著读者认吾学真足
以达万里,终是画饼望梅,画饼倍肖,画梅倍真,无补于身也,况将饮食一世哉?”(同上)对于陆
王“发明本心” “致良知” 的心学思想,颜元把它与程朱理学同视为“杀人”理论。他说:“吾尝
见宗王子者,指朱子为门外汉,吾不与之深谈,其意中尊王而诋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学而
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子?”(同上)
    总之, 颜元重视“实事实物” ,强调实学,反对“空虚之学”,指出理学所谓“心传之奥”源
于佛老,反对理学先天气禀决定论、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
艺、排斥功利等离事言理着眼于虚的思想观点,以理学为“杀人”理论,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
比较广泛地批判了理学的基本观念。
    振兴“实学”  颜元青年时期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三十四岁之后沿着事物功派方向走
上实学道路。他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使文达(应为文毅,
指陈亮)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陆朱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
道如此。”(《读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评语》,《习斋记余》卷六)因此他继承陈亮“尚用”思想。
陈亮认为:“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年谱》卷上)颜元发挥说:“学向以
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年谱》卷上)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
受陈亮思想影响,他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
(同上),甚至把它与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王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功之圣人也,
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 王霸之假, 正假其动也。”(《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他还继承陈亮
“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
著名论点。
    在宋儒中, 颜元最推许胡瑗, 曾说:“某论学宋儒主胡文昭,陈文达(毅)次之”,认为“惟
安定之学得孔子之正传”,主张儒者“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以六德、  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
水火工虞之类教门人。”(《存学编》卷一)继承胡瑗重实学、强调“明体达用”、讲学分“经义”
与“治事”二斋的做法。
    颜元思想转向事功之后,曾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 他继承
了王安石重《周礼》 “乡三物”思想,并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
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颜元以为儒家真正的“道统”是尧舜“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的实学。关
于“六府、三事”,《尚书·大禹谟》谓即“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
蔡沈注释说:“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也。六者,财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
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当为,故曰事。”“六府三事即养民之政也。……正德者,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
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所谓周公“三物”,语出《周礼》。《大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
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认为:“六德即尧舜所谓正德也,  六行即尧舜所
谓厚生也,  六艺即尧舜所谓利用也。”(《寄桐乡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孔子“四教”,
语出《论语》。《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颜元认为,“四教”与“三物”
亦名异而实同, “孔子之‘文’ ,即周之‘六艺’,‘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总括周之
‘六德’也。”(《朱子语类评》 ) “三事”“三物”“四教”是古圣先贤的学术统绪,圣学真传
在于“有事”,实质在于以事物为教。“孔孟以前,理数醇,尚其实。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
皆实文、 实行、 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陸桴亭先生书》
《习斋记余》卷三)
    颜元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为职志,力斥宋儒静
坐读书,空谈性命之虚学,完成了否定理学和向实学的转变,继承前人实学思想,创造、振兴了实学。
    以实学育人  颜元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民命”,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
人。”(《存学编》卷四)学生要求“真才真器”,不要爱慕八股科举的“虚尊虚贵”。“读得书来,
只谋举业,才就八股,便谓之才;才有寸进,便谓之成器。此宋元以来不可解之惑也。不知吾儒自有
真才真器,隐足以型俗后世,见足以致君泽民,如兵农礼乐,水火工虞之类,皆须探讨,使有其具。
不然,时文虽精,究将何用哉?”(《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开门授徒时,
注意以实学育人,造就经世致用人才。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以其教育思想为指导,身体力行,对
书院教育进行改革。厘订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书院建正厅三间,名习讲堂。东第
一斋西向,名文事斋,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名武备斋,教授黄帝、
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名经史斋,
教授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名艺能斋,教授水学、火学、工学、
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上悬“漳南书院”匾额(《习斋年谱》卷下)。在这别开生面的
书院中,颜元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等
(《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 智、 体的全面教育。在书院所设四类学科
中,颜元尤崇尚艺能。“凡为吾徒者,当先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不能,愿共
学焉”。他认为“道”即寓于“艺”中,理见于事中,应该“道艺一滚加工。”(《存学编》卷三)
    颜元终生未仕,一生致力于批判虚学,振兴实学。在批判理学上取得相当成就,在振兴实学上获
得相当成功。其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在《体
育之研究》一文中称赞颜李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
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较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其道乎?……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著名学者
章太炎、梁启超、钱玄同、冯友兰、侯外庐等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都有很高的评价。民国大总
统徐世昌,尊颜元为“师圣”,并亲自为颜习斋祠堂题匾“北学之宗”。
    颜元生活在几百年前,思想上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局限与错误,如轻视理性认识,缺乏辨证观
念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的地位。1965年学术界曾在北京召开颜李学派
研讨会, 1986年5月在保定又召开了全国颜李学派研讨会。许多著名学者对颜元的教育实践作了高度
评价,其中几位国外知名学者也提交了研究颜元的学术论文,称赞颜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往开来
的杰出教育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这充分证明了当代对颜元思想、学说和历史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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