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第一位亚裔医学博士――颜福庆 [复制链接]

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颜福庆




　　颜福庆，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先后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并与中国红十字会订约合作，接办该会总医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非常重视预防医学，１９２７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伊始，便亲自组建公共卫生科，并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实验区，积极开展城市和农村卫生工作，且坚持始终。他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５年学会成立后，当选为第一届会长。他一生治学谨严，医德高尚，言传身教，门墙桃李，服务人群。
　　颜福庆，字克卿，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８日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排行第二。他幼年丧父，母亲多病，所以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他从７岁起就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勤奋学习，于１９２４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该校。毕业后，他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１９０６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由于他学习努力，刻苦钻研，于１９０９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年，他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并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学位证书。１９１０年，他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在此期间，曾为杨开慧烈士诊治过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他时还提及此事）。１９１４年，他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任第一任校长。他在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１９１４年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１９１５年与伍连德等发起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１９２６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不久先后改称江苏大学医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１９３２年改称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１９２８年７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浴血抗战，颜福庆奋起组织医疗救护队，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１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１９５２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反细菌战，参加的人员共２００余人。颜福庆当时虽已７０高龄，但仍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后来，他亲眼看到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飞速发展。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发展来看，就远远超过他早年梦寐以求的以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等附属医院为基础而建立“上海医事中心”的设想。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成为现实。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使得他精神振奋，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由于他的工作成绩卓著，１９５７年受到卫生部的嘉奖。
　　颜福庆积极提倡捐献遗体，早在１９６０年他就嘱咐亲属，在他去世后将遗体提供给学校作解剖之用。后来他逝世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但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他到晚年，还始终坚持参加学校内外的各种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颜福庆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８４岁时，还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感到无比兴奋。回上海后，他激动地叙述了这个规划的内容和传达了中央首长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怀。对此，他深受感动，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更好地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颜福庆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卧病不起，含冤与世长辞。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１９１０年，颜福庆受聘回国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即与该院美籍医师Ｅ．Ｈ．胡美（Ｅ．Ｈ．Ｈａｍｅ）等筹划兴办医学校。在此之前，美国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发起在中国长沙设立雅礼会，办医院，办学校兼传教。１９０６年１１月，长沙雅礼医院成立，开始时仅胡美一名医师１９１０年颜福庆回国后加入该院。辛亥革命后，谭延?任湖南省主席兼督军。其母患大叶肺炎，病势沉重，在病程的后几天经颜福庆医师诊治，热程骤退痊愈，从而赢得了谭延?对西医的信任。雅礼会是群众团体，资金来源于募捐，因而资金有限。颜福庆和胡美利用这个机会终于说服了谭延?以湖南省的名义与雅礼会合办一所医学校，定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具体任务是：（１）设立一所现代化的医学校；（２）兴办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３）在医院内办一护士学校，培养护士和助产士；（４）筹设研究病因和医学科学的实验室。合约规定：中美双方各负同等责任；中方负责建筑医学校和护士学校校舍，担负长年经费；美方建筑医院，负责１５名教授、医师、护士的薪金，要求这些人员必须是国外大学的毕业生，需经雅礼会选派；董事会上双方有相等的代表权；合约为期１０年，期满可续订。合约送至北京立案，被批驳，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得同外国团体缔约。后经颜福庆、胡美二人进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３０余名成立育群学会，代表省方签约，合约才获批准。育群学会首任会长为当时总统府顾问章?骏，颜福庆为副会长，聂其琨任书记。以后该会重点移到湖南，由省内知名人士参加。

　　合约签订后，省方拨给一栋坐落在潮宗门正街的巨室宅地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扩大的雅礼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的临时院址。医学校第一班预科生于１９１４年冬始业，本科１９１６年秋始业，１９２１年夏毕业，由湖南省发给毕业证书，由雅礼会经美国康州大学授权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嗣后，每年有一个班的本科生毕业。
　　湘雅自１９１４年开办后，中美双方履行了合约中各自的承诺。中方在北门外购置了地产，兴建了医学专门学校。雅礼会募得捐款，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医院和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共约１５０张病床。医校和医院于１９１９年先后迁入新址，医校、医院望衡对宇，相得益彰。后又盖了护校教室和宿舍，以及数所教员住宅，都在现湖南医科大学的南院范围内。
　　医校开办后每年招生一班，到了１９２０年各年级都已齐全，但学生人数不多，因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学生比例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学业繁重，要求严格，而且用英语授课，对很多学生来说，这是一道难关。截至１９２７年，共毕业７个班的学生，共计４９名。
　　１０年合约期满后，中美双方都感到继续合作下去困难重重。美方财力难以为继，胡美曾一度考虑把湘雅并入教会联合会拟办在上海的医学院，但雅礼会理事未予支持。中方当然希望尽可能支撑现局面。几经磋商，最后达成一个折衷的续约１０年的方案：医校改名湘雅医科大学，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由育群学会单独组织校董事会；医院仍由中美合办，由双方组成医院董事会。这样，中国收回了教育全权，雅礼会减轻了负担，但医校的经济困难相应加重了。
　　自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２６年，在颜福庆主持学校工作期间，由于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重视真才实学，故而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医学家，如张孝骞、应元岳、谢少文、汤飞凡、高镜朗、任廷桂、吴绍青、周诚浒、钱慕韩以及美籍病毒学家李振翩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６年，湖南省政府拨款并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重建了湘雅医学院教学楼――一栋四层大楼，用以进行医前期教学兼作学生宿舍。为了纪念颜福庆的贡献，后来，将此楼命名为“福庆楼”。
　　１９２６年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沙。湘雅医科大学爆发了学潮、工潮，一些学生投身于北伐革命军营，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步深入，学校的外籍教师离校回国，颜福庆等中国教师也纷纷离开长沙。颜福庆被聘到北京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他深感外国人把持学校大权的弊端，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比较大的、设备比较齐全的医学院。于是他就会同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开始筹划。当时正值第四中山大学由南京原东南大学等几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该大学计划设立农、工、医、教、文、理、法、商八个学院。经颜福庆与第四中山大学校方商议，将医学院设立在上海。学校以苏州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标本为物质基础，由政府将在吴淞的原政治大学的校址拨给该校。颜福庆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任命公布时，颜福庆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时无法脱身，故建院初期的筹备工作由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负责，但对经费预算、教师延聘等重要事宜，颜福庆都亲自来上海筹划。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学校正式开学。建院之初，教师仅几人，学生只有两个年级计２９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学制定为７年，前二年为预科，由大学部理学院代办，以后也招收其他大学预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入学，医学院本科为５年。颜福庆于１９２８年６月，辞去协和医学院职务，正式到医学院工作。１９２８年医学院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１９３２年９月改为独立学院，称国立上海医学院，１９５２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１９８５年５月改为现名上海医科大学。
　　学校创办后，即与中国红十字会协作，接办该会总医院（今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作为学校的第一所教学医院。颜福庆兼任医院院长。在他的努力下，医院的规模和业务，都有很大的发展。此外，颜福庆考虑到当时在吴淞的校舍与实习医院距离甚远，学生来往不便，并且学校规模太小。他感到各学科要发展，亟需添建校舍，更想到学校倘若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自办的实习医院。于是他在１９３１年广邀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山医院筹备会，同时进行了枫林桥新校址的建造工作。经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募集资金，终于在１９３６年中山医院和医学院新校址均告落成。１９３７年４月，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
　　１９３３年１月，旅沪的宁波富商叶子衡为了资助医学院的发展，捐赠占地面积约８０余亩的江湾叶家花园，作为肺病疗养院的基地。为了纪念叶子衡之父叶澄衷，将该院定名为澄衷肺病疗养院，首任院长由颜福庆兼任，该院先设男、女肺科，尔后又增设小儿肺科，并附设儿科补习学校，为病儿上课。这是中国首创的为儿童设立的肺病疗养机构。
　　１９３８年，颜福庆被调至武汉，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上海医学院由朱恒璧代理院长。１９３９年夏，学校内迁昆明白龙潭，１９４１年又转辗迁至重庆歌乐山，由朱恒璧正式任院长。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朱恒璧仍坚持教学工作，并保持学校固有的严谨、勤奋的校风。在此期间，部分师生仍留在上海继续办学。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重庆部分迁回上海。

　　１９３９年，颜福庆辞去卫生署署长职务，由香港辗转回上海。当时，汪伪政权企图利用他在医务界的威望，诱逼他担任医务卫生方面的职务，曾通知他参加所谓“大东亚医务卫生会议”，都被他拒绝了。直至抗战胜利，颜福庆才重新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授执教公共卫生学。
　　颜福庆除热心于兴办医学教育事业外，他还联合了伍连德等在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在１９１４年５月，发出了组织中华医学会的倡议，并于１９１５年２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颜福庆被选举为首任会长。同年４月１４日颜福庆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宣告学会宗旨是：“巩固医界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同年１１月创刊了《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并列）。
　　在此以前，国内曾有一个“中国博医会”，于１８８６年在上海成立，是外国教会医院医师在我国的医学团体。该会在辛亥革命前是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的。在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经过颜福庆等人的努力，于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执委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双方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从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会和自己的医学杂志。
　　颜福庆非常重视预防医学，在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之初，他亲自组建公共卫生科，并兼公共卫生学教授。１９２８年７月颜福庆又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规定医学专业班学生都必须轮转公共卫生教学区一个月。在实验区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结合门诊医疗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卫生、口腔卫生等工作。１９２９年，颜福庆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把吴淞卫生公所，改为吴淞卫生模范区，扩大业务范围，为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开拓了道路。颜福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几乎从未间断，这在中国医学教育界是很突出的。此外，颜福庆反对私人开业，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他的影响下，为了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繁荣昌盛，很多教师都放弃开业，专心致力于办好医学教育事业。在老一辈教师的艰辛创业下，学校的基础、临床各科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白手起家而发展起来了。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
　　颜福庆还一贯提倡，“公医制”，不计功利，为社会，为人群服务。１９３５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医事事业之前途》一文中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在准备一合于中国特殊需用的医学实习组织。第一，此项组织，应大众化，不论贫富，村民或城居，均能平均沾益。第二，国人经济能力低微，一切医治之需均应经济化，又预防疾病较之治疗疾病，轻而易举，故预防工作应尽量扩大。第三，吾人应就目下有数之医师创办一能使人人作服务之医治组织。……在人民经济落后，及可用之医师的数目离公认标准尚远之吾国，为应全国所需起见，公医制则岂非唯一合理之解除困难方法乎？”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当时学生毕业宣誓的誓词中和校歌的歌词中。１９３４年，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必须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守医师戒条，终身不渝，并力求深造，克尽厥职，谨此宣誓”。１９３６年学校校歌的歌词是：“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
　　颜福庆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这样的办学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学校绝大多数毕业生明确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树立为社会、为人群服务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颜福庆在办学过程中，素以治学严谨著称。他严格执行新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特别强调真才实学和掌握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并且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故而在三四十年代就培养出了一批著名医学家，如林兆耆、钱?、杨国亮、吴在东、张昌绍、崔之义、魏曦、凌敏献、陈化东、朱益栋、戴自英、顾绥?、张源昌、方春望、吴之理、章央芬、张毅、叶馥荪、顾恺时、薛邦棋、夏镇夷、吴珏、吴学愚、石美鑫、史玉泉等。由于在颜福庆的影响下，不少医学专业的毕业生，选定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故而也培养出了一批公共卫生学专家，如苏德隆、张炳瑞、戴天右、顾学箕、乔树民、郁维、王霖生、周萼芬、沈育民、王兆俊、马龙瑞、盖宝璜等。他的学生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颜福庆除了为发展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和中华医学会的创建而奋斗外，还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卫生防疫、防痨、麻风防治及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社团组织领导工作。他早年曾赴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工作。１９１１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期间，他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防治工作。１９１６年，他到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开展钩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并积极采取防治措施。他曾先后于１９１８年、１９２０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钩虫病的流行和防治工作的论文。１９３３年１１月，颜福庆与吴铁城、牛惠生、布美、伍连德、黄子方、李廷安等发起成立了“中国预防痨病协会”（简称中国防痨协会），由颜福庆任常务理事。他为我国的防痨事业的开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颜福庆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日的前方、后方，为伤病员服务。他曾撰文指出：“在此抗战时期，不论对于前方之战士，及后方之民众、难民，均需有卫生医疗救护防疫等措施。因此医师、护士等各项医事人员，至为重要。唯此项人员原属为数有限，必致求过于供，故在战时，必须依赖各医学教育机关以最短之时间，产生最多量之医事人员，以资源源供给。”文中还提到：“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责任。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上述两种工作，相关至切，宜有详细之考虑严密之注意。如顾此失彼，即不能贯彻其应负之使命……”总之，他在支持抗日，救死扶伤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颜福庆对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脑海中。他那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广大医务卫生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作者：朱裕庭)
　　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８日　出生于上海江湾。
　　１９０４年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　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０９年　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研读，获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１９１０年　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
　　１９１４年　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
　　１９１４―１９２６年　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
　　１９１５年　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
　　１９２６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　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院长。
　　１９２８年７月　创建吴淞卫生公所。
　　１９３７年　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　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　任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１９５１―１９７０年　任上海医学院（１９５２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在上海逝世。
　　１　Ｙｅｎ ＦＣ．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ｈｏｏｋｗｏｒ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ｉｎｇ－ｈｓ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ｉｅｒｙ，Ｈｕｎａｎ．Ｎａｔｌ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１９１８，４（３）：８１－８７．
　　２　Ｙｅｎ ＦＣ．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１ ｏｆ ｈｏｏｋｗｏｒ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ｈｓｉａｎｇ Ｃｏｌlｉｅｒｙ，Ｎｇｏｎ Ｙｕａｎ，Ｋｉａｎｇｓｉ．Ｎａｔｌ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１９２０，６（２）：７１―７２．
　　３　ＹｅｎＦＣ．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ｏｘｅｒ 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 ｆｉｎ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ｌ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１９２６，１２（２）：１７１－１７５．
　　４　Ｙｅｎ Ｆ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Ｕｎｉｔｉｎ 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 ＭｅｄＪ，１９２７，４１（８）：７２８―７３４．
　　５　颜福庆，国民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的建议．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２７，１３（４）：２２９．
　　６　颜福庆．中国医事事业前途．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３５，２１（１１）：１１８７―１１９１。
　　７　Ｙｅｎ Ｆ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Ｍｅｄ j，１９３５，４９（９）：８８７―８９３．
　　８　Ｙｅｎ ＦＣ．Ｍｅｄi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 ＭｅｄＪ，１９３５，４９（９）：９３０９３３．
　　９　Ｙｅｎ ＦＣ．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１９５９，８（６）：３０―３３．

颜福庆（1882—1970）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上海市人。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两度赴美国进修。1922年回国。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建国后，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先驱者之一。1914年参加创建湘雅医学院并发起创办中华医学会。1927年起，先后参与创办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哈哈  致敬颜氏先贤！

学习了

  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原国立上海医学院(列年沿用校名：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均简称“上医”)的校友，尤其老年校友，若看到《传记文学》2003年七月号494期「杏林史话」栏中〈我国现代医学的泰斗颜福庆、朱恒璧——兼记上海医学院的创建与消失〉(以下简称“泰斗”)一定会专注读完。

    怀着对母校的一切、尤其是对颜、朱二老的深厚缅怀和无限感念，看着、读着，时而不得不停歇一下，抬起头，强忍盈眶热泪，但还是好几次夺眶而出，湿了衣襟!岂不正如日本某音乐家所说：“听无锡阿炳师傅的《二泉映月》是要跪着听的!”那样，触发了多么深沉而由衷的感受!
   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过内战劫难，上海百废待兴，同仁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颜老多方奔走，争取到与附属医院(现华山医院)毗邻的周家花园划归医院；园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是闹市里的一抉净土。年逾七十的颜老在启用大会上说：“大家能使用周家花园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化，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他的计划是：除了供复健病人散步、运动锻炼外，还可供教职员工中午在此用膳、午休，也可以用花厅作学术会议的场所，或作聚餐之地“。体现出他老人家不但对医学教育、对上医的基建工作、对任何事物都认真有加，而且充满深厚感情。

    颜老总是带头响应共产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积极投身于共产党的宗教“三自”政策，是上海市在这方面的带头羊。遗憾的是，如此天真的赤子之心最终换得的，竞是在“泰斗”文中转引的颜老后辈的血泪哭诉!

    年高失忆、重听、讲错话是常事。有时颜老参加市里的会议后，在全院大会上传达，结束前对着扩音机，把常规性口号喊错!把“共产党”万岁喊成“国民党”万岁!这可是不得了的“反党、反革命”!至少可加上“思想极右”的罪名!幸好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是由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长陈同生兼任，他十分了解知识份子、了解颜老，说：“颜老的大节是好的，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就这样，在“反右”斗争中，保护过关。尽管《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校内党干已磨拳擦掌、蓄势待发，而且人体解剖学齐登科教授在学院大门口、最醒目触贴出篇幅特大的巨无霸大字报〈裴多斐俱乐部〉，矛头直指民主党派，作为当时“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颜福庆所处形势之险恶，今天回忆起来尚不寒而栗!要不是陈同生保驾，颜(副)院长无疑会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

    在上医几十年的经历中，陈同生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他平易近人、谈吐儒雅而幽默、关心群众而又办事认真；他十分尊重颜老，但凡重要事项，尤其在上医的发展规划、基建项目和科室设置方面，都认真听取听颜教授的意见，周密思考、反复深入讨论后才作决定。就是这样一位受知识份子信赖的好领导、好朋友，在文革浩劫中却受到残酷批斗，冠以莫需有的罪名而死于非命!

    文革浩劫中，在那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日日夜夜里，颜老受到的苦难、折磨实罄竹难书!他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戴上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令他领头列队在校园内游转，让他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边走边敲，还要不断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紧跟在颜老后面的是七、八个在前政府中任过卫生官的教授，同样戴高帽、敲畚箕、喊骂自己。一次，竟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臭墨汁往颜老头上浇，淋得从头到身上的衣、裤、鞋、袜都墨迹班班!

    在颜老诸多罪状中有一条是：“医学界的武训”，说他“为了办医学院，恬不知耻地向洋人讨钱”，斥之为“这和叫花子有何两样，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事实是，一如“泰斗”文中所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医事全被外国教会和财团把持、控制，颜福庆本着民族自尊心，为了筹建我国第一所完全由国人自办的现代医学教育机构，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热诚爱国的医学专家，踏上了筹建的不归路。不言而喻，办事要经费，颜福庆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国内，并向国际集资；几经波折才最终办成能与美国洛克斐勒财团在北京办的高质量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平起平坐的国立上海医学院!这难道应该批判吗？荒谬绝伦!与此同时，经与外国人在华组织的“中华博医会”数度斗争，颜老于1915年组建并成立了中国人的“中华医学会”，被选为首任会长，同年创刊《中华医学杂志》，把医事自主权牢牢掌握在国人手中，从此扬眉吐气，不再仰洋人鼻息、听其发号施令。

    本来身体很健旺的颜老，经过多次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凌辱，日渐体衰力竭!但是批斗的次数和力度并未因之而有所减少。家人搀老人去承受批斗，一路上少不得挨辱骂和突如其来的推打、冷拳。家人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折磨，会寻短，多方作宽慰；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没什么了不起，以前在湖南早就看到过‘痞子运动’，这次是一样的，革命吆，过去了就会好的。”甚为豁达，看得开。

    即使工宣队把他禁足在他的卧室里，不准家人进出，使他完全与外界隔离，在上厕所恰与家人照面时，还是点头招呼、露出笑容。

    但是，在他因精神和身体长期受折磨，所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得不到及时治疗，引发严重肺气肿而呼吸困难时，家人送他到当初他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就诊，却遭拒之门外，不给入院，而且连稍为贵些的药都不给，马马虎虎看了看，打发回家了事；家人向医院商借氧气筒，以便在家里应急用，却遭一口拒绝时，老人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紧闭的双眼流出了眼泪，此时此刻，他失望、他沮丧、他伤心欲绝!

    造反派、工宣队在上医院部会议室的柜子里翻出一幅原本挂在墙上、引以为荣的颜福庆和毛泽东在筵席上的照片，惊奇地议论起来，为什么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会和这老头子一起吃饭？有人说会不会是假造的？后来弄清楚是在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以前，毛接见知识份子代表时所摄，而颜老之所以被安排在毛右侧首席，是因为早年在湖南长沙的颜医生曾诊治过毛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该算是没忘故人吧。但是，这并不能挽回颜医生在由毛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荼毒。

    从上医的编年史上推算，颜福庆当年作为湖南长沙外国人办的医院中的一名外科医生，在应毛之求，给杨开慧诊治之时，他脑海中正翻腾、酝酿、筹划着国人自办医学院的巨浪、鸿图；而在作毛泽东座上客、举杯祝酒之际，正是颜老经多年奋斗、宿愿初偿、上医欣欣向荣之时，是为上医和颜老的黄金岁月!他又怎能料到快半个世纪年后自己会成为今古狂人的狂妄思想的牺牲品，成了阶下囚!

    当他痛苦地喘咳着，躺在中山医院急诊室的担架上，遭拒绝入住病房、又得不到治疗药物而失望、痛苦、伤心欲绝时，他脑海中能不浮现出1937年4月由他主持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在那次冠盖云集、热闹非凡的庆祝大会上，他在演讲中强调“普及医学卫生”的宗旨，要求上医毕业生不私人挂牌开业，走他倡导的“公医”之路，让人人不论贫、富都享有医疗、卫生之权；几十年来老人家身体力行，夙夜不懈地实践着，而且教育、带领着全体“上医”人塑造了一种无形的服务人群的清风、正气，在神州大地上开花结果。然而，在“文革”浩劫中，却敌不过那股妖风、邪气!在饱受屈辱的晚年，竟没有一个得他恩泽的学生被允许为颜教授服务!

    颜福庆教授的后人这样记录颜老最后的岁月：

    “‘文革’前，祖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连走路都不要人搀扶，除轻微‘老慢支’外没什么病。1968年，经过两年多‘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祖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留着老长的头发和胡子，与前判若两人，家中大门两旁涂满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颜福庆’的大标语。那时上海第一医学院两派红卫兵造反派正热衷于打派仗，祖父则被逼着写检查。

    祖父耳聋眼花，无力举笔，而那时我父亲正被关在‘牛棚’里，于是我成了代笔者……由于我当时耳听手记，使我有机会了解祖父不平凡的一生。那时我是大学应屈毕业生，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狗崽子’，祖父被勒令去受大会批判，我扶他进会埸，少不了挨唾沫和冷拳。……

    1968年秋冬，工宣队进驻我家，对祖父实行隔离审查，於是祖父的居室成了禁地!

    ……从室内传出谩骂声、口号声、朗读语录声不绝於耳。夜深人静听到祖父的咳嗽声和上厕所时的满跚脚步声、我心如刀割。

    1968年年底，我被分配到苏北，临行前要求向老人家告别，总算见到数月不见的祖父。他比以前更憔粹，蓬散的白发和长长的白鬚，面目全非!在虎视眈眈的工宣队的监视下向老人家道别，我说：‘爷爷，您要保重’时热泪夺匡而出。

    有一次他犯病时竟被他当初创办的中山医院拒之门外!那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

    1970年11月29日，祖父闭上了眼睛，一代医界巨星陨落了。”

    “文革”结束已近三十年，颜老屍骨已寒，时光的流逝冲淡了人们的记忆；除上医的老年校友外，很少还会有人记得我国的医学界曾出过这样一位以国人的健康为己任的伟人。颇为讽刺的是，却有人记得颜院长的住房!抗战胜利后，上医复原重返上海枫林桥畔旧址，颜老为了便于工作，紧靠着上医建造了私人寓所，也就是文革中他被禁足在内、承受批斗的那所伤心屋!十几年前，自我放逐有年的颜家人返里，那些记性特好、思想敏锐、行动快捷者，少不得作“黄鼠狼拜年”式的访问，并以统战口吻建议颜老的家人，将老人在世时的住房捐给上医，以示颜老院长对上医的热爱和眷恋有始有终云!

颜福庆，我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先后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肺科医院前身）并与中国红十字会订约合作，接办该会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先后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即原上海医科大学前身）、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并与中国红十字会订约合作，接办该会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

颜福庆
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非常重视预防医学，1927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伊始，便亲自组建公共卫生科，并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实验区，积极开展城市和农村卫生工作，且坚持始终。他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1915年学会成立后，当选为第一届会长。他一生治学谨严，医德高尚，言传身教，门墙桃李，服务人群。

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上海江湾。
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06―1909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
1909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研读，获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1910年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
191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
1914―1926年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
1915年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

复旦大学校园内颜福庆像
192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1927年10月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院长。
1928年7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
1933年6月创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前身），并任第一任院长
1937年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1939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1949―1951年任国立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1―1970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1970年11月29日在上海逝世。

颜福庆，字克卿，祖籍厦门，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排行第二。他幼年丧父，母亲多病，所以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他从7岁起就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