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第一位亚裔医学博士――颜福庆 [复制链接]

在伯父的资助下，

颜福庆
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勤奋学习，于1924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该校。毕业后，他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他与兄长颜惠庆(外交家)、颜德庆(铁道专家)曾并称为“颜氏三杰”。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由于他学习努力，刻苦钻研，于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年，他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并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1910年，他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在此期间，曾为杨开慧烈士诊治过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他时还提及此事）。1914年，他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任第一任校长。他在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1914年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1915年与伍连德等发起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192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不久先后改称江苏大学医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1928年7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浴血抗战，颜福庆奋起组织医疗救护队，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1939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1949年，上海解放，国立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1951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52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反细菌战，参加的人员共200余人。颜福庆当时虽已70高龄，但仍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后来，他亲眼看到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飞速发展。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发展来看，就远远超过他早年梦寐以求的以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等附属医院为基础而建立“上海医事中心”的设想。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成为现实。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使得他精神振奋，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由于他的工作成绩卓著，1957年受到卫生部的嘉奖。
颜福庆积极提倡捐献遗体，早在1960年他就嘱咐亲属，在他去世后将遗体提供给学校作解剖之用。后来他逝世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但这 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他到晚年，还始终坚持参加学校内外的各种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颜福庆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84岁时，还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感到无比兴奋。回上海后，他激动地叙述了这个规划的内容和传达了中央首长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怀。对此，他深受感动，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更好地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颜福庆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卧病不起，含冤与世长辞。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
他的一生，关心人民健康，提倡“预防为主”，严谨治学，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始终不渝献身医学教育，桃李芬芳，德高望重，世人敬仰。他创办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以新的面貌，朝着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

1910年，颜福庆受聘回国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即与该院美籍医师胡美等筹划兴办医学校。在此之前，美国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发起在中国长沙设立雅礼会，办医院，办学校兼传教。
1906年11月，长沙雅礼医院成立，开始时仅胡美一名医师1910年颜福庆回国后加入该院。辛亥革命后，谭延闿任湖南省主席兼督军。
其母患大叶肺炎，病势沉重，在病程的后几天经颜福庆医师诊治，热程骤退痊愈，从而赢得了谭延闿对西医的信任。雅礼会是群众团体，资金来源于募捐，因而资金有限。颜福庆和胡美利用这个机

颜福庆和毛主席
会终于说服了谭延闿以湖南省的名义与雅礼会合办一所医学校，定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合约为期10年，期满可续订。合约送至北京立案，被批驳，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得同外国团体缔约。
后经颜福庆、胡美二人进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30余名成立湖南育群学会，代表省方签约，合约才获批准。育群学会首任会长为当时总统府顾问章遹骏，颜福庆为副会长，聂其琨任书记。以后该会重点移到湖南，由省内知名人士参加。
合约签订后，省方拨给一栋坐落在潮宗门正街的巨室宅地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扩大的雅礼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的临时院址。
医学校第一班预科生于1914年冬始业，本科1916年秋始业，1921年夏毕业，由湖南省发给毕业证书，由雅礼会经美国康州大学授权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嗣后，每年有一个班的本科生毕业。
湘雅自1914年开办后，中美双方履行了合约中各自的承诺。
中方在北门外购置了地产，兴建了医学专门学校。雅礼会募得捐款，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医院和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共约150张病床。
医校和医院于1919年先后迁入新址，医校、医院望衡对宇，相得益彰。后又盖了护校教室和宿舍，以及数所教员住宅，都在现湖南医科大学的南院范围内。

1926年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沙。湘雅医科大学爆发了学潮、工潮，一些学生投身于北伐革命军营，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步深入，学校的外籍教师离校回国，颜福庆等中国教师也纷纷离开长沙。颜福庆被聘到北京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他深感外国人把持学校大权的弊端，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比较大的、设备比较齐全的医学院。
于是他就会同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开始筹划。当时正值第四中山大学由南京原东南大学等几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该大学计划设立农、工、医、教、文、理、法、商八个学院。经颜福庆与第四中山大学校方商议，将医学院设立在上海。
学校以苏州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标本为物质基础，由政府将在吴淞的原政治大学的校址拨给该校。颜福庆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任命公布时，颜福庆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时无法脱身，故建院初期的筹备工作由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负责，但对经费预算、教师延聘等重要事宜，颜福庆都亲自来上海筹划。

颜福庆传
1927年10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学校正式开学。建院之初，教师仅几人，学生只有两个年级计29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学制定为7年，前二年为预科，由大学部理学院代办，以后也招收其他大学预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入学，医学院本科为5年。
颜福庆于1928年6月，辞去协和医学院职务，正式到医学院工作。1928年医学院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9月改为独立学院，称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5月改为现名上海医科大学。
学校创办后，即与中国红十字会协作，接办该会总医院（今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作为学校的第一所教学医院。颜福庆兼任医院院长。
在他的努力下，医院的规模和业务，都有很大的发展。此外，颜福庆考虑到当时在吴淞的校舍与实习医院距离甚远，学生来往不便，并且学校规模太小。他感到各学科要发展，亟需添建校舍，更想到学校倘若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自办的实习医院。
于是他在1931年广邀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山医院筹备会，同时进行了枫林桥新校址的建造工作。经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募集资金，终于在1936年中山医院和医学院新校址均告落成。
1937年4月，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

颜福庆除热心于兴办医学教育事业外，他还联合了伍连德等在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在1914年5月，发出了组织中华医学会的倡议，并于1915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因伍连德要坐镇东北主持东北防疫总处，无法来上海工作，因此在成立大会上，颜福庆被选举为首任会长。
1914年4月14日颜福庆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宣告学会宗旨是：“巩固医界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
1914年11月创刊了《中华医学杂志》 （中英文并列）。

颜福庆
在此以前，国内曾有一个“中国博医会”，于1886年在上海成立，是外国教会医院医师在中国的医学团体。该会在辛亥革命前是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的。
在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经过颜福庆等人的努力，于1932年4月，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执委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双方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从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会和自己的医学杂志。

抗日战争期间，颜福庆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日的前方、后方，为伤病员服务。
他曾撰文指出：“在此抗战时期，不论对于前方之战士，及后方之民众、难民，均需有卫生医疗救护防疫等措施。因此医师、护士等各项医事人员，至为重要。
唯此项人员原属为数有限，必致求过于供，故在战时，必须依赖各医学教育机关以最短之时间，产生最多量之医事人员，以资源源供给。”
文中还提到：“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责任。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上述两种工作，相关至切，宜有详细之考虑严密之注意。如顾此失彼，即不能贯彻其应负之使命……”总之，他在支持抗日，救死扶伤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颜福庆对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脑海中。他那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是广大医务卫生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颜福庆旧居

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40弄4号，1943年至1950年，颜福庆居住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