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此观点的人很多。邢昺说:颜子“不自称伐己之善,不置劳役之事于人,此仁人之志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引“孔曰:‘不自称己之善,不以劳事置施于人。’”这里的“孔”指孔安国[6]。《辞源》有“三国魏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不以劳事置施于人’”之说[7]。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将“伐善”释为“夸耀自己的长处”[8]。《现代汉语词典》:“伐善,夸大自己的好处”[9]程颢、程颐说:“颜子不自私,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10]他们认为,子路、颜渊与孔子之志,有大小之差,“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又说:“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此勇于义者。观其志,岂可以势利拘之哉!盖亚于浴沂者也。颜渊‘愿无伐善,无施劳’,此仁矣,然尚未足以有为,盖滞迹于此,不得不尔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圣人之事也。颜子,大贤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11]并说:“‘愿无伐善’,则不私矣;‘无施劳’,则仁矣。颜子之志,则可谓大而无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观之,则颜子之言,出于有心也。至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犹天地之化,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12]也就是说,子路还没有达到“仁”的要求,目标是“求仁”;而颜渊“不违仁”,则是有心为“仁”;孔子“安仁”,则是自然而然,动静语默,无不是“仁”。所以,孔子是圣人,而颜子只能是大贤。颜子做不到“安仁”,根本原因在于“‘无伐善,无施劳’是颜子性分上的事。而孔子‘安之,信之,怀之’是天理上的事”[13]。
很显然,这一观点,已从颜子的主流思想入手,译解“无伐善,无施劳”,将颜子的“不违仁”与子路的“求仁”、孔子的“安仁”联系起来考虑、比较,并且将“无施劳”译解为“不将劳役之事给别人”,抓住了颜子仁政思想的实质。但将“无伐善”理解为“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仍似不妥。因为“不夸耀自己的长处”虽属“不违仁”之范畴,但仅属一小部分,将其作为志向来谈,就处德行之首、主张入世的颜子来讲,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况且,在当时,“夸耀长处”并非多大的缺点。这从颜子推崇、维护孔子几乎到了吹捧的程度中,可以得到旁证。颜子曾夸赞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又说:“夫子之道甚大,故天下莫能容。”(《史记·孔子世家》)
以以上是古今学者对“无伐善,无施劳”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译解,各有道理,为后人理解“无伐善,无施劳”这句话,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的是,二程和朱熹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的核心主张是一致的,即讲究心性修养。二程和朱熹在译解“无施劳”上的差别,只能说明朱熹比二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清人俞樾治经则宗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墨守,倡事功,力主经世致用,故有是译解。由此可以看出,有些古代学者对“无伐善,无施劳”的译解,与他们的思想主张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有些古代学者试图用颜子的“愿无伐善,无施劳”,来印证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