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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东夷”，徐旭生先生言：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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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现在的意见，太皞氏族在东方，属于东夷集团；伏羲与女娲同一氏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关于后一点，等到后面谈到苗蛮集团的时候再说，我们现在先谈前一点。太皞的遗墟在陈，就在今河南的淮阳县境内。他后人的封地为任、宿、须句、颛臾。据《左传》杜注“任，今任城县”，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境内，“宿，东平无盐县”，在今山东的东平县境内；“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在今山东的费县境内；“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在今山东的东平县境内。少皞的遗墟在鲁，在今山东的曲阜县境内。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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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是以遗迹传说和后裔所在推定先祖，以为太昊、少昊在东方，又由东方，推定是东夷。问题同前所论，遗迹传说和后裔居地，明显都是不能说明先祖的居地必在何处的证据，而由后裔居地在东，直接推定是东夷，更是缺乏逻辑上的关系。齐国鲁国俱在山东，能说明周公旦和太公望是东夷人否？若不能的话，何以太昊、少昊可以如此推定呢？更不要说“东方”并不就等于是“东夷”，二者差别明显，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而且太昊之墟在陈，无论怎么说都是诸夏中原地带。另外，望族支裔必繁，“或在王室，或在夷狄”[⑦]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然是不能据以证明太昊、少昊的族系的。要举反证也非常容易，以五方配五帝，少皞居西，更以第一等材料《山海经》证之，《西次三经》：“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若以同样的逻辑，则少昊非西戎莫属；《山海经·大荒南经》：“少昊生倍伐，降处缗渊。”若以后裔所居推定，则少昊似又当是苗蛮。再看太昊，《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若当时之人以太皞为东夷，那么崇太皞之祀，不正是“蛮夷猾夏”行为么，如何能言“纾祸”，而只有以“大皞与有济之祀”为华夏本有，才谈得上是“崇明祀”而正周礼的行为，以此可知，春秋时人，并不以太皞为东夷。那么，是材料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么？不然，实际上是推断过程存在很大问题而已。几十年前，这样的论述颇为盛行，要说哪位古代帝王或国族是东夷，就先是要跟“东”挂上关系，也不管是洛阳之东还是濮阳之东，西土之东还是中原之东，反正要找到个“东”字，然后据此推定是“东夷”；又或者只要名称中有个“夷”字，即可推定就是“东夷”族属。所论皆颇为粗疏，从逻辑上讲，本就是不能成立的。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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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徐旭生先生举《逸周书·尝麦》：“命蚩尤于宇少昊”为一证，“在汉代关于蚩尤的传说全在今山东的西部”为二证，“要之，九黎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蚩尤为其酋长，所以他败死以后就葬在他那属地的东境”为三证，“《盐铁论·结和》篇内说：‘黄帝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为四证，来证明蚩尤也是东夷集团。问题是，如何能因为蚩尤和太昊、少昊有关，就证明蚩尤是东夷集团了呢，所论太昊、少昊属东夷本就不成立，那么这里关于蚩尤的一证、四证，很明显也是不成立的了。二证仅取汉代传说在山东西部立证，问题是《逸周书》明言“杀之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也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述异记》也有“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牛角戏，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黾足蛇首；主疫，其俗遂立为嗣”，凡此皆因为不能和山东有关，不能和山东有关，也就意味着不能和东夷有关，于是就不在所论了？仔细追究的话，即便是和山东有关，也显然不能说就和东夷有关。因此，其二证也是不成立的。关于其三证，徐先生书中以“黎”这个地名代替“九黎”这个称谓，而所言及的三个“黎”地，一在山西，一在河南，一在山东，然后弃山西者不取，以“我们觉得自郓城到浚县虽属跨越两省，可是相去并不很远。这些全是九黎氏的故地，崖尤的领土。卫地的犁也就是这方面一个地方，不过字体小有不同。历世相传，到汉朝仍有黎及黎阳各地名。可是得名的原面早已忘掉，遂生出来些奇怪的揣测。至于东方的黎与太行山内的黎相离也不太远。九黎氏历受压迫，避居山中，也是颇近情理的事”的模糊说法将九黎归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于是终于能与山东有关并归之为东夷，这与另外三证一样，明显是不能成立的。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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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徐先生又论及皋陶，以为“后来皋陶的‘皋’，仍是太皞、少皞的‘皞’……《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皋陶氏族出于少皞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并且奄为嬴姓，督国即为奄旧地，偃、嬴同字，则奄君即为皋陶后人也很难说。”少皞不能说是东夷，前文已论，而且，没有任何先秦文献指实东夷是偃姓或者嬴姓，皋陶即伯夷，毋庸赘言，《国语·郑语》明言“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若伯夷是东夷，那么置姜姓于何地呢？难道将炎帝也归入东夷么。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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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是羿，徐先生言“在夏朝初年与夏敌对的后羿，辛甲作的《虞箴》内说：‘在帝夷羿’，羿前加夷，足以证明他属于东夷集团。”甚是难懂，若如此说，黄帝有子名夷鼓[⑧]，是否足以说明黄帝是东夷呢？这样分析的话，那么结合上面姜姓来源，那么岂不是说炎黄华夏皆是东夷了？仔细考虑相关于夏代记载，应该不难看出一个现象，以《竹书纪年》为例，与夏发生关系的其它国族，大都被记录为“夷”，或叛或朝，总是诸夷，看不到蛮、苗、戎、狄等称谓。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合理的考虑就是，“夷”与“人”形近意同，就像《春秋》称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等一样，夏时将夏以外的国族皆称为“夷”，这里的夷只是其它国族的泛称（也完全可能是本即书“人”，后世传写讹误为“夷”），夏时称“夷”，商时称“方”，如此而已，而不是一个大的“东夷集团”下的若干小分支（夷作为外族泛称，于先秦典籍多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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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难知道，徐先生所论东夷的“我觉得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皞氏族的人……这一集团中重要的姓，有太皞的风、少皞的嬴、皋陶的偃。又有一己姓为莒所改。……这一集团所居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这个庞大的“集团”或称“族系”实际上只是将古史世系中的太昊、少昊等人套用在大汶口文化这一考古文化上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这种套用，从论证过程上说是非常成问题的。 O+Q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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