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欣慰与遗憾 ----------秋水长天 穿越时空隧道，把镜头聚集在两千四百八十年前，某一天的泰山之巅。那里伫立着一位鹤发苍鬓、手策藜杖的慈祥老人，时而将深沉智慧的目光投向华夏大地，时而又抬眼眺望天空，好像在检查什么，又好像在展望什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丘夫子，他正在透过时空隧道，逆向由近及远，分段审阅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
东周后期的华夏大地上，战乱纷争不断，前诸侯、后七雄称霸争强，社会混扰不安。自己辛勤创立的儒家学派，通过众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共同努力，在诸子并兴、百家争鸣中，逐步成长壮大，显学地位已经确立，大有成为社会文化主干之势。讲学的重要章句，已由门人编辑成《论语》，并在士人中广泛流传。讲学使用过的教材——《尚书》、《周易》，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开始集中成册，作为经典尊奉。亲手整理、删削，又深寓自己的政治见解的一部编年史书——《春秋》，已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讲解本流行，其微言大义开始得到发掘。
更令人欣慰的，是在众多后学者中，学有所成的人才比比皆是，孟轲是杰出代表。他对儒学的仁礼思想、德政思想、教育理论都有深刻认同和创新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仁政”主张，赞成王道，反对霸道。认为国君只有看重民众，不苛征暴敛，施行德政，让老百姓有一定恒产，基本生活有保障，社会才会安定，“王天下”才有可能。孟轲的“君轻民贵”命题，比我的“君君、臣臣”命题前进了一大步，使仁爱思想具体化。我查阅了一下，他在《尽心下》篇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在《梁惠王下》篇中，指出过君王如果不遵守仁义道德，就是“独夫”。原话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说汤放桀、武王伐纣，都不是弑君，而是“为匹夫匹妇复仇”，是“救民于水火”的善行。在《离娄下》篇中，告戒君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轲在发展儒学的仁爱、人本、平等思想方面很有贡献。难怪多数专制君主不喜欢孟轲的观点，那个性喜杀人的朱元璋，甚至想把他从我的祀殿中赶出去。
孟轲对我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有继承也有发展，他把仁、义、礼、智四德和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引入了教育。在人伦关系中，父子、兄弟关系，是道德核心，是仁、义、礼、智的实际内容。在具体教学中，有重“思”轻“学”，忽视“闻见”之知的倾向，容易陷入空想。
荀况也是个杰出人才。他对先秦诸子的学说，进行了比较有深度的批判总结，指出了他们的“见”和“蔽”，发表了自己的判断性意见。
荀况的思想，虽然已有异化苗头，但在君民关系方面，仍然认同民本学说。他在《王制》篇中宣扬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大略》篇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在《君道》篇中，要求君做到，“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的确，荀况在“礼制”思想中，加入了“法”的因素。过分强调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容易被专制独裁者和御用文人利用。荀况对儒家的“正名”思想，提出了“名正言顺”的补充，并把正名说向逻辑学领域推进了一步。
全面概略地考究一下，先秦时期的儒家各派，基本印象是：他们对儒学根本原则的阐释和发挥，还在学术研讨的允许范围内，过分政治化，受君王左右的倾向，没有显化。
后人认为我创立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实际上，是华夏上古文化博大精深。一部《周易》就包罗万象，上达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同时，也是重视向同代人，如老聃、苌弘、郯子、师襄等学习，做到“入太庙，每事问”的结果。
《周易》已经要求我们，既要按仁爱之道做人，又要按自强不息的态度做事。反省我的学说，讨论如何做人方面，较为深刻，对如何做事方面，就很片面，对生产知识有所忽视。造成后来的读书人，鄙薄生产，不重视技术，教育脱离生产实际，甚至影响文明古国的强大，我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二
历史进入秦汉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大一统成为现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等，都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通过大迁徙，把可能对抗君权的贵族、大姓直接控制起来，君主权上升，贵族权、平民权下降，民本思想日见萎缩。客观形势需要一种统一思想来适应这种情况。
“群儒首”董仲舒，既看到了这个问题，又了解儒家学说的兼容性和外延性。正式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很快被接受和推行。
我翻阅了董仲舒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春秋繁露》，从书中反映的思想看，他推荐的“儒术”，一方面是把先秦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再加德教仁政、新创“天人感应”理论和五德始终说。董氏把“天”看成人格化的天，皇帝政治修明则天降祥瑞，政治腐败则天降灾异，天不私于一家，天上五德运行，地上皇朝与天上五德相应。如果皇帝过余胡作非为，也会受到天的惩罚，甚至丢掉皇位，董仲舒有把天拉到贵族、平民一边，对抗君权的意思。同时，董氏又刻意把《周易》和其他先秦学派有关阴阳合和的学说，改造为“阳尊阴卑”，进而推论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配上“仁、义、礼、智、信”五个做人标准“五常”，一个“以地位与权势为纲”的文化，即“三纲五常”文化产生了。
经过董仲舒加工发展的儒家学说，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由显学、私学上升为经学、官学，立五经博士教授五经。又首开知识、权力、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结合的先河。这一切都给我有变质变味的感觉。
董仲舒的“三纲说”，后来果然被历代君王和御用文人利用。“君仁臣敬”通过“君为臣纲”，变成君主臣奴，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慈子孝”通过“父为子纲”，变成了父主子仆，父要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夫妻好合”通过“夫为妻纲”，变成了男尊女卑，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三纲”文化，找不到一点“仁爱”、“民本”的影子。诸如“乐不思蜀”的刘阿斗，愚如在灾年叫饥民“何不食肉粥”的晋惠帝，人格低下如西门庆、娄阿鼠等人物，只要坐到“君、父、夫”的位置上，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纲”，就可以令行禁止。看到这种情况禁不住悲从中来，遗憾万分。
我还注意到汉代众多儒家学者中的扬雄和郑玄的成就。
扬雄一贯好学，博览群书，不拘泥于章句，力求通晓其意，根据儒学经典基本原则，创造性的著书立说。仿虞箴作十二洲箴，弘扬儒学大一统思想，反映了西汉大一统的行政划分和政治制度。又仿《周易》作《太玄》，把《周易》的阴阳二分法，发展成天、地、人三分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由多元化始源出发，经过多元化向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发展。还直接承袭儒学的仁礼忠信孝悌思想著《法言》，其核心内容是阐扬“中和”理论，认定“甄陶天下”在于和，“不过不及”在于中，才是处理一切事物和大一统的“正”道。
郑玄颇有学者风度，无意仕途，不慕名利，一心向往寻师问道，研讨学问。兼习今文古文两经，博采两经之长，不专主一家，“括囊大典，纲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遍注诸经，终成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和儒学博通。
他十分热心教育，开门授徒二十余年，门徒近万人。他的门人也仿照《论语》先例，把郑玄讲学的精义，汇集编辑成《郑志》。
我还注意到汉代的五经，出现了两种文本。一是用当代的隶书写成的今文经，一是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文经。它们之间不但文字、读法不同，而且内容差异也很大。董仲舒、刘歆分别是治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不但两种经学之间的争论很大，就是同治今文经，因师承不同，也常争论不休。西汉宣帝、东汉章帝，先后召集五经博士，分别在石渠阁和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根据白虎观讨论会的意见，汇成《白虎通义》，对今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该书成了法典。
古文经学则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私学主流，学术上的成就突出，社会基础不错。两种经学学人，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在郑玄等人努力下，终于合流了。
汉代的官学、私学同时发展，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儒学演变成经学后，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高兴。当然，我也看出独尊一家和“三纲”说的负作用逐步明显。我儒学人伦关系中双向义务被单向义务代替，经学走向僵化繁琐。一经的注释就达一百余万言，“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部分士人不守成法，不拘儒节，追求清静无为渐成风气。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又一大变，经学衰落，玄学崛起。魏晋时期，不少名士援道入儒，儒学与道学相结合形成玄学。儒、道、佛三家鼎立，相互融摄，共同发展。华夏大地又一次出现百家争鸣，学术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
这个时期，从现象看，玄学、道学、佛学互争长短。从实质看，不管是玄理思潮对儒家推行“名教”的合理性的尝试性理论论证，亦或是名理思潮对汉代经学弊端的匡扶性批判，都说明儒家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已不可动摇。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玄学、道学结缘，形成佛理思潮，基本倾向是援儒入佛多，开始出现本土化的佛学，从另一面说明儒家学说是有生命力的。
不用讳言，玄学对儒学来说，异化得很严重，其中虽然还包含了若干儒学成分，但有许多东西是儒学不能认同的。玄学家们太热衷于清谈了，和儒家经世致用主张大相径庭。不少玄学家喜欢醉生梦死的生活，竞尚侈靡，不涉世务，不论世事。有的士大夫身体弱到不能走路，不耐寒暑的程度。士族的腐朽和清谈，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士人，如傅玄和颜之推等人就十分关心时政和教育。
傅玄主“尊儒贵学”，他在《通志》篇中说：“世尚宽简，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他反对空说虚玄和腐朽堕落的士风，而主张以“实事之效”来验是非。要求晋武帝“敦风节”，“退虚鄙”。拥护儒家的“礼义之教”，主张兴礼让，存廉耻，认定“五经则四海”也。
颜之推是南北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少习老庄，因不好虚谈，还习礼传。所著《颜氏家训》被评为“王言盖代”，儒家思想是主流。自己又在《归心篇》说：“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可见他有儒佛结合的思想倾向。
在那三百多年动乱的年代，儒、道、玄、佛文化思想碰撞厉害，最后，还是保住了儒家文化的主干地位。《五经》、《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作，还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地。
四
隋唐、两宋是我儒家学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在隋唐，儒学的真理性和民众性，再次大放异彩，在和佛学、道学的又斗争又吸收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了优势地位。中华文化继续向着以儒文化为主干，三元文化相融合的方向发展，为两宋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隋唐的名儒层出不穷。
我翻阅了隋代王通的讲学精华——《中说》，很能体现儒学精神，对“仁政“的理解和宣扬，对“中道”的提倡，都十分恰当。他在教育方面成绩斐然，教育目的明确，就是要培养能行王道和事君的有用人才。教育门徒向颜回学习，做到安贫乐道，加强心性修养。在一千多门人中，官至卿相的有十多人。如房玄龄、魏征，都能以王道之学、仁爱之心影响唐太宗，辅佐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给社会带来安宁，给民众带来了实惠。唐太宗对儒学十分看重，不但启用儒家人才帮他治理国家，而且还将左丘明等二十二位经学大师配享我的庙庭，减少了许多寂寞。
唐太宗为了解决儒学在发展中出现的分歧和章句繁杂等问题，特命孔颖达等人，反复考订，博采汉代、魏晋的正确解释，吸收汉代经学和谶纬及魏晋玄学的有关思想，撰写成《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几经修改后，正式颁行天下，使经学正式归于统一。
韩愈、李翱都能继承儒学的民本思想，对现实政治和民生表现出强烈关怀，对儒学也有理论创新。
韩愈针对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玄风和佛教泛滥，高扬儒学的道统旗帜。从韩愈留下的诸多文字中，看得很清楚，韩愈说的“道”，是儒学的仁义道德，包括儒家经典和礼乐刑政制度。他为了反对佛道两家的出世人性论，提出了性三品说，把性与情都分成上、中、下相对应的三品，主张因情见性，反对见性出世。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明显限制了教育的作用，和“有教无类”主张比较，是一种倒退。不过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为师的责任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提倡师生教学相长，倡导古文运动等值得称许。
李翱对佛道的批评，比其师韩愈理性和有说服力。同时还十分注意从佛道学说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来丰富儒家学说。李翱的《复性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有批判地采用佛道的有益见解，经过创造性熔铸，写成的心性理论著作。讨论了性与情的关系，指出了“性者天之命，情者性之动”，性善情恶，性与情互为体用，情是性被蒙蔽而生，圣人与凡人的性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圣人之性能保持“中节”。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复性：办法是不虑不思，情则不生；本无有思，动静皆离；视听言行，循礼而动。李翱的心性理论，既丰富了儒学思想，又纠正了自汉以来研究儒学只重训诂章句的倾向。
理学发端于韩愈、李翱，基本思想是我儒学的纲纪伦常理论，同时其思想渊源又和佛道两家联系在一起。
宋代理学家辈出，知名的有周敦颐、张载、司马光、邵雍、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综合各家，形成理学正统理论。正统派的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
程氏兄弟面对佛、道两家的挑战，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的思辨学理，创造天理论体系，理学逐渐形成。到朱熹则把儒家思想哲理化、经学义理化、儒学道统化、学说大众化，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儒学新体系。朱熹集宋代理学各家之大成后，程朱理学日益丰富、成熟、完善，儒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程提出了“理”作为世界万物的主体，“理”是认识世界万物的立足点、出发点。二程的理既能生万物，又能主宰万物。这个“理”又叫天理。二程、朱熹把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统一于天，创立和完善了天理论体系，并对一系列中华哲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理、气、道、器、物、心、性、情、欲、阴阳、体用、本末、动静等，朱熹还把太极说引入天理论，最终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主体。二程、朱熹在认识论、道论、心论等诸多方面，把儒学哲理化了。
程颢、程颐以义理说经，以天理论道，把经典与义理相结合，开创儒学新的思想体系。朱熹则在二程推崇“四书”的基础上，用四十年功夫，把“四书”结集，反复甄别，逐字推敲，阐发义理，撰写成《四书章句集注》，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使儒家经学义理化，从内容到形式改变了经学发展方向。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流行后，“四书”的影响超过“五经”。
道统思想到韩愈，已成谱系。二程对道的理解又深入一层，认为道不仅是传承内容，而是与天理等同的宇宙本体。进而又把韩愈的伦理型道统，变为哲理型道统。朱熹则系统地梳理了道的传授统绪，确认道统始于伏羲、神农、黄帝，再经尧、舜、禹、汤、文、武，这是君王传承情况，皋陶、伊尹、周公、召公，为大臣传承情况。以后则是我传颜回、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轲。以后中断千年。但道仍存于《中庸》之中。韩愈、二程出，又恢复道统传承。朱熹还认定《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传诀与《中庸》传心法是相通的，通过心传、领悟传之久远，并且是儒者统道，完成道统体系化。
二程、朱熹从事学术研究，能从时代发展需要出发，把儒家学说看成活的、流动的现实人生的体现，通过发掘、发挥，把儒家的价值功能推向社会。程朱认为通经是为求义理，使义理不离政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容易把儒学推向社会，普及民间。儒家学说大众化，有利于扩大影响。
朱熹运用王、霸两治道的理论，判断上古多行王道，认为汉唐以后多行霸道，统治者多不顾百姓利益。他希望在上者多行仁政，摒弃权谋之术，这一切都不失为仁人之见。
朱熹不仅在弘扬儒学，完善理学居功甚伟，而且在教育上也有建树。他办教育的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之性，恢复本然之性。要求青年学子要以圣贤自任，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具体办法是引导门徒立志、坚毅、用敬、求知、实践。朱熹又把学校分成小学、大学两类。小学为普及型，侧重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事”。大学为研讨型，则以致知、格物之“理”为主。学习方法是先提出问题，再读书，在读书过程中解难去疑，增加知识和才干。朱熹有许多教育实践活动，其中以在白鹿洞书院的实践及《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
朱熹生前的政治命运多灾多难，甚至有人“上书乞斩熹”，学说被扣上“伪学”的帽子遭禁止。后来才被肯定为“正宗”思想家和教育家，对元明清都有巨大的影响，其危害性也逐步显现出来。
五
元明清三代，君权达到顶峰，贵族权、平民权不见了。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奴才之声不绝于耳。有为的皇帝如忽必烈、朱元璋、朱棣、玄烨、胤祯、弘历，虽然虐待臣民，但治国尚有方略，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方面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其他的二三十个大小皇帝，既要虐待臣民，又不好好管理国政，有的依靠宦官处理国家大事，有的终日游乐嬉戏，有的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有的胡乱理政，把社会搞得一团糟，把国家搞得风雨飘摇。
为了笼络士人，禁锢思想，三个王朝都把我作为偶像供奉。孟轲因为说了一些不利于君王绝对专制的话，差点被赶出祀殿，而且还将其著述删节了八十五处。同时确定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撰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作为推行理学的官方教材，并以此取士，程朱理学成为皇帝的统治民众的助手。理学被定为八股考试的基本内容后，日益脱离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完全成了部分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理学成为坏学风、坏士风的别称。因而到明代中叶，一部分士人对理学流弊进行检讨、反思，要求改革理学形成了风气。极富个性的王阳明顺应潮流，在批评程朱理学过程中，构建起自己的“心学”体系，成为晚明文化变革的理论先驱。
王阳明的一生，是做官与讲学相结合的一生。他三十四岁时，因支持朝臣反对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宦官，被杖责四十，贬往贵州龙场驿为驿丞。在蛮荒之地龙场驿三年，他借陆九渊的“心即理”，陈献章的“自然为宗”，博采众说，皆为我用。以“我”为中心，以“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基本内容，逐步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为，“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心不为私欲蒙蔽，就是天理。肯定“愚夫愚妇”通过“致良知”，都能达到圣人。
他公开宣称治学不应“拘执一方”，对儒学进行了自我式发挥，主张“学贵得之于心”。“心”不是虚无飘缈的，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包括“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一类小事，或者“子史诗文”一类雕虫小技。所以有人称王氏之学为“实学”。王学与朱学多远离人情、玄远虚无大不一样。王学的思想和人格修养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现实生活多采取一种积极的参与干涉态度。这些主张，对某些妄自尊大，思想僵化生锈的士人，无疑是一剂清凉药。王氏身后，王学盛行一时，门徒普及全国，而且各阶层的人士都有。
王学的派别很多，基本倾向只有两派，一派偏于保守，一派偏向积极。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影响最大。王艮的一至五传弟子，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四百八十六人，“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
王艮及泰州学派，办教育很有特色，教育对象，“不管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恢复和发展了先秦儒家重视平民教育的传统。教学内容，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多以新意解释经典，纠正了把儒家经典学究化的倾向。讲学方法，“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把“圣人之道”与“家常事”结合起来，教育人，指点人。教育宗旨，启迪大众，引导人人乐学、人人争当平民化的圣人。王艮和泰州学派的教育思想，能体现仁爱思想，认为人人可受教育，可以成为圣人，也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
王阳明、王艮师徒的思想和行动，似乎意味着一种文化变革的东西将要出现。接着是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活跃在中华大地上，他们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之瑜、唐甄、颜元、戴震等。官方虽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还有一部分学者在学术方面提倡汉学，终因理学过于空谈性命，汉学过于繁琐，都不适应社会发展而失去作用。注意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又重新发展起来，最终促成了变革思潮的出现。
这个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基本倾向，是不同意理学的“性即是理”、“心即是理”的主张，认为“理在事中”，道在器中，或理在气中，理不是“得于天而具于心”。宋、明理学把“存天理，灭人欲”看作道德修养工夫。有的理学家，甚至把人的饥寒号呼，男女哀怨，垂死望生都看成人欲，看成罪过。王夫之认为，天没有理，人之欲就是天理，应该把理与欲统一起来看，理与欲不是对立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有欲斯有理”，禁欲、窒欲会阻碍人性发展。同时，王夫之也反对纵欲，主张道德教育，实行节欲，反对灭欲。一方面满足人的欲望，另一方面要推己及人，做到“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戴震也认为理欲不能分割，认为人生应当“达情遂欲”，王道就是“体民之情，顺民之欲”。理学家以自己的“意见为理”，既违反人性，又灭绝人情，一切不合某些人心意的事都可归入人欲，一切正当生活要求都归入人欲，加以禁绝，这就是“以理杀人”。
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启蒙思想家、教育家高扬民本思想旗帜。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明确反对专制君主把国家当私产。指责有一些“小儒”为了一己私利，不问君主的好坏贤愚，一律要求对其效忠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为臣之道，是“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百姓，非为一姓也”。还认为当时法律，多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缺少“为天下之心”。王夫之也在《周易外传》上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又在《黄书》上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王都主张顺“万民之忧乐”进行社会改革。儒家的民本思想得到了长足发展。
这批启蒙思想家、教育家都有一个“经世致用“的共同认识。一致注重儒家经典，要求通过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和研究历史、政治、经济等问题，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他们做学问、办教育都是为了“经世”，而不是“游谈”。顾炎武认为为学之道，不是“一朝顿悟”，不是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什么“危、微、精、一”之说，为学要务实，要对社会有用。
颜元等反对空疏之学，要求教育内容必须是实际问题，礼、乐、兵、农、医都是实学实事。在具体教学上，提倡积累学习、习行学习，主动不主静，重实事不尚空谈，重视养成教育等。
这一批人较好地发展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主张。
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外来霸道势力的严重威胁，西方的英国人，先是向我中土倾销毒品鸦片烟，接着仗恃船坚炮利发动侵略战争。在以后的反侵略斗争中，不但残酷地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而且也考验着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战胜了各种邪恶势力，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并开始新的征程。民族文化在与外来的各种文化碰撞中，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在重新整合的中华文化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引起各大文化圈中有识学人的关注和摄取。
从儒家学说的角度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业已全面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民族文化斩不断的根。同时，它又有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的东西暴露出来，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建。
正由于儒家学说，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紧密相连，因而对它的看法、评价出现了复杂局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还有的半肯定半否定。甚至同一评价者，前后评价出入很大。
根据我一路过来的考察，对儒家学说持全面肯定，可能不妥。有少数人硬把儒文化说成宗教文化，甚至想立为国教，把我封为教主，这是百分之百违背我的初衷的。我对彼岸世界探讨很少，对神仙、鬼神是疑而不信，对经世致用之学研究较多，对人伦关系发表了不少看法。在求知方面，我历来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识问题不是信仰问题。儒家学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只要其中某些基本精神，还能为现代中华民族服务，还能在中华文化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深感荣幸了。做个老师很好，做“教主”我会感到莫大的悲哀。
我也看到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对儒家学说和本人持全盘否定态度。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诸多问题：一部分“小儒”为了某些私利，把我的“礼制”主张，歪曲成吃人“礼教”，使许多无辜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把我的后学提出的“三纲”说、“灭欲”说发挥到极端，成为一种人压迫人、人限制人的理论依据，使许多弱势群体大受其害；利用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为暴君、虎父、恶夫辩护，造成民族停滞不前，在近代挨打受气。民国建立，少数想搞复辟的人，又把我和复辟势力捆在一起，用来对抗启蒙学人的新主张、新要求。
一旦对儒学的讨论、评价，从学术转入“时事”之争后，一部分年轻的、激进的学人，把我和儒家学说与“尊孔复辟”的政治文化，放在一起批判、否定，就在所难免了。据我看，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殊背景下，发生的特殊情况。
我更注意到，众多学人，在社会环境降温后，都能比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不少人都能做到肯定其精华，否定其糟粕，再广泛兼容外来文化中适合国情、民情的有益部分，为熔铸中华新文化奋斗不息。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陈立夫、梁濑溟等是杰出代表。
在这些人中，从现象看，对儒家学说的评价，好像截然相反。如郭沫若和鲁迅。前者从先秦儒学中的民本、仁爱思想出发，肯定我和孟轲的思想，在先秦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色彩”的；后者从儒家的治民、礼制主张出发，指出那些变质变味的所谓“圣人之徒”，把“伦常”作为“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他们都有依据，都是从一个侧面讲的。他们的全部评价，是有肯定也有否定。
又如陈立夫，既熟悉儒家学说，又游历生活在西方多年，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经过他的比较研究，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东西方都还有生命力，经过整合，必然在世界各大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陈立夫的意见，不会是虚假奉承。我也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许多当代知名学者在法国巴黎集会时，提出到儒家学说中去寻找医治现代病良方的问题。还有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出版物，把我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第一位。这不是个人荣誉，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荣誉问题。
我也深深知道，儒家学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虽然，那时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处在先进民族的前列，但毕竟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认识水平不高，历史文化积淀不够深厚，儒家学说缺陷不少。在后来的传递、发展中也屡出偏差。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对儒家文化，还是其他传统文化，亦或是外来文化，都有一个重新整合的问题。应该根据时代要求，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让各种文化在相互激荡中，互摄互融，使我中华文化不断补充新养料，为熔铸更加辉煌的中华文化而奋斗。
我这次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儒家学说及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情况，感慨良多。儒家能有如此大的影响，而今还有生命活力，历代又有那么多学人去关注它、研究它、发展它，真令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也觉察到由于儒学本身的缺陷，再被一些权势者和只顾私利的“小儒”、“假儒”歪曲利用，给民族造成过不良后果，给民众带来过痛苦，又使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内疚。
别了，如有缘，二十年后，我们通过时空隧道再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