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爱国学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他学贯中西,明察世情,思理神妙,文采自然,作品显示出火辣辣的诗人性格和直通通的书生心肠,令人读后有据事直言的教益和爱国爱民的激励。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大学课程选讲了他的文学佳作,《颜元叔散文选》也在国内出版。他曾自抒胸臆:“看我的背景,我应该是个亲美分子,亲西方分子,可是,恰恰相反,越了解美国,越了解西方,我就越反它们。相对的,我就越热爱中国。”“亲西崇美的心态是最有伤害性的。”这显示了其赤子之心。
1988年他到暨南大学讲学,1989年挈妇将雏到昆明、成都、桂林、广州,游览祖国的锦绣河山,后受聘任暨南大学特约研究员。他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旗帜鲜明,痛斥别有用心的“九七大限”论者,撰文宣扬“九七”乃“大庆”而非大限,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制裁,反华之声不绝于耳。他在台湾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擞文,被誉为“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