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今天中国需要怎样的保守主义？ [复制链接]

                               （转载于郑也夫的《代价伦》）

何为传统？我们多次说过，动物的行为是被其生理机制决定了的，而人的行为被文化决定。为什么动物的行为方式一代一代永不走样，这是因为同一套生理机制经血统的遗传，从上一代递送、复制给了下一代。而人类的行为（具体表现在每一民族，每一社区）之所以也表现出某种恒常性，是因为文化也带有继承性。正是文化的这种继承性，构成了传统的基础，并通过传统的力量去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




传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它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完善而获得了牢固性；它支配了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它超越了个体性格而具有了社会性；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宣扬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但同时传统又带有一切文化的基本性质—可变性和可塑性，它不像动物的生理机制和其导致的行为那样不可变更。也正是因为传统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其面前才又出现了它的对立面：近代历史上不断发起的运动—反传统。


在近代世界，特别是近代中国，反传统是一股大潮，它激荡了百年，带来了其发起者始料不及的种种后果。冷静地思考传统、反传统、传统主义、现代主义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对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都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反传统的基本思想自然是主张变革，与其对立的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唯传统是从，反对一切与传统背离的主张。传统主义与“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传统绝不等同于传统主义。当代社会学家爱森斯塔特说，传统是“社会和文化经验的蓄积”，这种蓄积又不是全然无序的。它“有其自身的结构”，主要围绕着：


“一看待有关人类生存及社会、文化秩序的基本问题，及对此提出重要疑问的基本方式……二对此做出的可能的回答，三为贯彻这些不同的回答而建立的不同制度和符号结构的组织。”


以往社会（或曰前近代社会）对“社会、文化秩序”的一种基本倾向是尊崇传统，甚至唯传统是从。因此可以说，传统主义是传统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传统主义贯穿在人们方方面面的行为中。尽管如此，却仍然不能说传统主义等同于传统，不能说传统主义构成了传统的全部内容。一切完备的思想体系自然都要在“对传统的态度”上有所主张，但“对传统的态度”当然不是该思想体系的全部内容。传统主义曾寓于传统文化中，但传统的内容远比传统主义广阔，传统主义是一切变革的首要障碍，一切唯古人、前人是从，今人就不要发展，甚至难于生存了。传统主义努力把人类以往的创造物（前人创造的文化）变得像“血统”一样一成不变，从而最终使人类近乎动物。与反传统主义相对，传统是不可全部反掉的（当然也不可能被全部反掉，但现实的经验已带有很大的悲剧后果），若全部反掉，人类将在另一方向上沦为动物，因为我们失去了数千年的文化储库，那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基础。18 世纪的伟大哲人伏尔泰读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后这样致信那位近代反传统思潮的发轫者：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向往四脚走路。”


伏尔泰所嘲讽的“四脚走路”绝非仅指卢梭对原始社会的美化，更是针对卢梭思想中反文化反文明的偏激取向。传统主义是一切变革的障碍，而传统却不可简单地如是看待。爱森斯塔特说：


“不管传统多么恒常，它都不是过去传下来的不能变卖的产业……传统不再被看作变迁的障碍，而是创造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框架。”


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传统的文化本性所使然的。希尔斯说：


“所出现的每一件作品的出发点都必然存在于已有的传统中。”


即便是最伟大的创新者—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从传统中继承到的东西也十倍、百倍于他们对传统的背离。不可以事事唯古、尽信传统，又不可以全面彻底地否定传统，而传统事实上又是处在变迁中。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传统中毕竟有一部分内容应该反掉，应该分清哪一部分属于糟粕。

事情恐怕不可以这样简单地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反传统”或曰“批判”传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不破不立”是批判传统中最糟糕的一种主张。这一逻辑中带有十足的一厢情愿的空想色彩。难道新的、更好的东西未能问世，仅仅是因为旧的东西的压制；难道打掉了一种传统，就会有一种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即使你真切地认识到现存事物中的缺陷，今天就破除它也绝非意味着更好的东西应运而生。树立不起新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而非乌托邦式的计划）东西，却急于破坏传统，要么是做无用功—传统像孙行者的脑袋砍掉一个又复生一个，要么是新的未产生，旧的规范也丧失了，甚至导致更糟糕的东西出场。“文化大革命”期间，从门前的石狮子到相互间的礼让，从崇尚知识到“师道尊严”，均被打倒了，最后产生和遗留下了什么呢？历经无数次反传统的浪潮后，人们应该认识到“不立不破”远比“不破不立”更有道理。立，即所谓创新，是对传统最有力的打击，最深刻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新旧事物应在共存与比较中接受人们的选择，不可以凭打击对方来抬高自己（仍是所谓不破不立）。没有更新、更好、更成熟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为什么要退场呢？从更高的意义上说，“立”也不一定意味着“破”。为什么新的出现，旧的就要退场呢？如此转换，人类的文化谈何积累和丰富呢。旧的观念、信仰、风尚不再被人们接受，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在人类文明的兴衰中是自然而然、并不少见的现象。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持有者都没有权利人为地否定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不管它是古老的还是新鲜的，是传统还是新潮。如果传统可以宽容现代化，现代性为什么没有魄力宽容传统呢？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传统不宽容现代化呢？不对，传统本身—无论是行为规范、审美风格还是人生信仰，至多是因为深入到更多人的心中，使一种新鲜事物在争取对象时更为困难，它本身谈不到主动反对或不宽容新潮的问题。不宽容现代化的只能是传统主义。无论传统主义与传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我们都不可以把对传统主义的怒火移情到传统上面。


一个伟大民族的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它是该民族适应生存的文化产物，它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又在多方面与人类的本性相契合，它发挥着多种功能，满足着人们的多种需求。有些作用更明显，有些作用更隐蔽。这也便是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显功能”与“潜功能”。反传统的先驱往往只看到传统在显功能上的某些缺陷，却没有看到它在完成某些潜功能上的必要性；只看到内容上需要改良更新的一面，没看到形式上不可或缺的更大根据；只看到人性处在传统重压下渴望解放期待平等的一面，没看到它必须靠外力制约、管束、刺激的一面。直到传统被扫除掉，人们才发现传统曾经执行的某些功能成了空缺，才发现人性中恶的一面与传统中合理的一面。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其考试内容显然渐渐跟不上时代了，需要吸收更多的新学，甚至以后者为主体。但是文官考任的形式却仍然是必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因为考与不考大不一样，即使考的内容与管理国家毫不相关，即使考的仅仅是写文章，甚至哪怕只考对弈一盘象棋、围棋，也毕竟是对智力的某种检验和筛选。然而我们的第一代反传统先驱只看到科举内容上的陈旧，便将之全盘否定，推行了1 300 年的科举在反传统的大潮之下毁于一旦。从1905 年至今，80 余年过去了，我们在文官任用上仍没有找到一种健全的择优机制。现今无数管理上的效能问题概出于此。而在此之前，自18 世纪始，西方人便开始孜孜以求地学习中国的科举，终于建立起他们严格、系统的文官考任制度。再比如儒学。不错，儒学自宋明始便成了儒教，它在为社会提供规范时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束缚。但这只是它若干社会功能中的一项，它的另项潜在的功能是使人们重知识、重教育。儒教既为礼教，又为“教育教”。如果说中国人也笃信某种宗教的话，那就是“教育教”。他们崇尚读书和读书人，孔夫子以后的整个中华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之上的。儒教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的显功能—礼教，尽可以改造，但如果连同这种潜功能—读书立家、知识立国也一同扔掉，恐怕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辉将永远泯灭。所有制的情形也是这样。古往今来多少人对私有制大加讨伐，谁能说这些不是正义的呼声。然而铲除私有制建立起全盘国家所有制后带来的竟是更大的悲剧，制度上的这种彻底决裂与全新超越破产了，富有成效的创新恰恰是以传统为框架和出发点，以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削弱私有制带来的不均等。究其实质，仍然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传统的显功能，未看到其潜功能，只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轻视了其合理的一面，小瞧了传统与人性关系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从而最终沦为唐吉诃德式的反叛者。近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总是说要剥掉传统身上的“神圣性”，“一切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不错，传统在其漫长的形成、完善、制度化的过程中，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某种神圣性。是不是神圣性一定要打掉呢？是不是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也是传统应该反掉的一种根据呢？我们先看看何为神圣性。杜尔凯姆说，神圣的东西“只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 。 彼得· 贝格尔说：


“在一个层次上神圣的对立词是世俗。……而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神圣的对立词是混乱无序。神圣的秩序世界是从混沌无序中产生的并不断地将后者当作它可怕的对头。神圣的秩序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抵抗可怕的无序的最终保护。”


不错，神圣性典型地表现在宗教事务中，“宗教就是以一种神圣的方式来建立秩序”。 但在非宗教的世俗活动中，神圣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贝格尔又说：历史地看，绝大多数人类世界都是神圣的世界。的确，似乎只有通过神圣的方式才可能在最初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


当代的很多学者，包括贝格尔，都指出，科学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在行使着建立秩序的角色。但是科学不能规定人们的一切行为，为他的一切选择论证，因为“意义与价值”的系统永远是人的世界的基础，而“意义与价值”永远带有非理性的、感情的光环。何况今天的科学主义也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而“意义与价值”的系统更要借助一种不寻常的非理性力量去使人们信服，以形成社会秩序，这种力量便是神圣性。就保障社会秩序而言，神圣性是最可宝贵的资源，一个眼里完全找不到神圣性的民族很难建立秩序。而神圣一旦丢失又是覆水难收，失去神圣的庙宇只是众人践踏的残垣，失去神圣的经典只是废纸。当然，从道理上说，也可以以一种新的神圣性和它所代表的秩序取代前一种神圣性和它代表的旧秩序。但人类的历史说明，“神圣”的造就殊非易事，它是多少个世纪的结晶。正是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时代的革新者未必要撕掉以往事物身上的全部神圣性，只需重新解释和改变这一神圣性所捍卫的传统的某些内容。也就是寻求转化，避免断裂，避免在接连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把自己民族的信仰资源涤荡干净。


正是因为“神圣性”的完全丢失几乎就意味着“意义与价值”世界的解体，所以既身为反叛者又堪称先知的尼采曾发出他惊世的呼喊：“上帝死了！谁杀死了他？是我们大家，我们都是罪人。”他感到那个由基督教文明养育和看管的西方世界有沦为无序的危险。尼采的忧心不是无根据的。所幸尽管有千百个世俗批判者，基督教也毕竟有它的罗耀拉（巩固派）、马丁· 路德、加尔文（转化派）和近当代的致力于基督教现代化的哲人、学者：汉斯· 昆、蒂里希等等，不胜枚举。因而基督教完成了转化，仍旧是当代西方世界的道德支柱。


与此同时，倒是我华夏之传统和它的神圣外衣在几代叛逆者的手中几乎灭亡了。从陈独秀到其继承者一直在倡言“不破不立”。我们今天的道德现状正是这种哲学的典型结局。中国的传统在今人面前远比基督教的上帝在尼采的时代更为可怜。而这一传统沦丧的深远的副作用恐怕还未释放完毕，更难于为今人所尽悉。我们是旧的没有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今天，一个享有五千年精神遗产的民族在信仰上竟是这样贫乏。

一般而言，一个养育了一个民族几千年之久的伟大传统是不会一下子衰亡的，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竟这样急剧地丧失？一个伟大的传统在剧变的时代，往往既面临激进派的挑战，又拥有自己的捍卫者、改革者。为什么儒家的传统在20 世纪的孔子故乡竟四面楚歌，为什么从张之洞到梁漱溟、陈寅恪，深刻的卫道士和改良者竟寥若晨星，为什么从陈独秀、毛泽东到8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激烈反传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一个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的民族却屡屡发出反传统的最强音？


首先是因为1840 年以后中国的文明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军事上的惨败、亡国灭种的威胁，使得中国人感到一切都不如人家。一个一向缺少批判精神的民族一下子勃发起向自己传统开战的空前狂热，都肇发于这一文明史上空前的打击。一部近代中国思想史，打上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深刻印记。但是我们细检他们的言论，会发现在他们激烈的外表下并未失去伟大智者的冷静客观，他们外表的偏激带有十足的斗争策略的意味。胡适是公开宣称赞同全盘西化的，但他却这样解释这一立场：


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的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又说：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颇可玩味的真理。”


鲁迅以其文学家的手法为反传统中的偏激辩护：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


但是前贤始料不及的是，尽管文化传统有其惰性，它仍然需要现代的思想家以其特有的新方式去“培养保护”，不然传统能否保持是颇可“担忧”的，正如同当一个屋子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要拆掉屋顶，屋顶便真的会被拆掉！


80 年代的很多中国学者继承着“五四”一代激烈反传统的衣钵，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偏颇言论不是缘自胡适、鲁迅那样的斗争策略，而是不自觉地为一种“移情的心理”所左右。由于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使得很多学者长期以来回避了现实问题的风险性，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传统文化上面。他们避开了“简单”的现实，逃避到“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在自造的智力游戏中得到审美的享受。他们避开了现实的风险。


把对现实的怨恨投射到传统上，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同时他们久而久之自欺欺人，真的以为一切都是传统的罪过，成了学术思想领域中浅薄的梦游者。


这样，外域文明的猛烈冲击，中华民族亡国的危机，“五四”哲人斗争的策略，60~70 年代红色风暴中的破旧立新，80 年代移情的心理，共同汇成了激烈反传统的大潮，共同迷惑着世人：中国的一切落后，在于它五千年的传统。


我们不可以苛求陈独秀、鲁迅、胡适这辈反传统先驱，他们毕竟以大无畏的气概在我们坚闭固拒的传统中引入了新学。但我们却必须期待一批与时代同步的、深刻的保守主义者崛起。只有在传统与反传统的平衡与张力中，历史才会稳步地迈进，文明才会在积累中更新。

民族狭獈主义精神制约了传统与反传统的平衡与张力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在戎。
各民族都有自己标签，但术的使用趋向大同。实力说话，谁是羸家，谁长立久存，而我们文明五千年绵绵不断。已够稀罕，所以，有过无与伦比自豪。近百年输了，输得自已都看不起自己…但我相信，五千年文明之路，还会延续，只为我们的，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不服输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