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桂林世联会举“颜延之”文化大旗 F07X9s44E
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F07X9s44E
●颜爱铭 F07X9s4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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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表，颜氏桂林世联会开幕的前四十余天，我方才经查阅知悉了先贤宗祖颜延之公。之前的默然未闻，原因有三：一则应是笔者研古涉猎不深，竟未触碰到颜延之公的历史余温；二则查阅过颜氏总谱通谱支谱，圣祖回公之第三十世孙颜延之公不是宗子，故只知有其五世孙颜之推公，而略过了其祖延之公；三则之前未实到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尤其未至读书岩，不然，早已领略始安太守公的风采。 F07X9s44E
研读网络上所能搜索到的颜延之公的史绩越多，感佩越深。并非纯因为他是颜氏先祖，更在于他是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一颗亮星，对后世产生了大影响，至今犹是，笔者解析起来有五点。 F07X9s44E
颜延之公具有狂放洒脱的鲜明个性。延之公生平显示，生于东晋中后期，显世于南北朝之南朝宋时代，比之他所尊崇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等晚生160年左右，晚五代人，同嵇康等对应的颜氏宗子辈代应是第二十五世颜斐之子颜钦时期。书说颜延之少失双亲, 家境贫寒，嗜好喝酒, 不拘小节，年至三十，尚未婚配。书载延之公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他年轻时性格褊激，率意直言，常引起了别人的忌恨，于是叫他“颜虎”；《南史》成书时避唐讳，改“虎”为“彪”。这与“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的嵇康、“旷达不羁，不拘礼法，嗜酒傲诞”的阮籍、“刘伶饮尽不留零”的刘伶等性格极为相似，也是其神交倾慕的主因。另据载，《南史》本传记：“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敻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这种生活态度确乎十分近似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籍饮酒佯狂。延之公的狂放豁达、不拘小节的个性真可谓开启了我辈的心门，原先一直认为，颜氏书香士族传家，全都应是“三月不违仁、不贰过”的儒雅形象，却原来“嬉、笑、怒、骂”也能成其大家大业，也能不全是儒生气质，狂放洒脱同样也可成为特质啊，关键前提是仁孝之本核不能丢。延之公早年与后期在个性风度、文风、诗风、政风及家风传导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对家风传导方面实现了理性的大回归，奠定了名诵千古的历史地位。 F07X9s44E
颜延之公具有承古烁今的文学大才。论到延之公文学大家的成就，公认的通评是南朝刘宋诗坛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以典雅庄重的文风，见称于时，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鲍照并称为“元嘉三大家”，多与谢灵运合称“颜谢”。 从《宋书•颜延之传》可见其生前名躁一时。“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学者陆岩军认为，颜延之是南朝文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颜延之诗文具有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的特点。颜延之的诗文及其表述的特点可以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学环境、生活经历、思想性格、文学修养中找到答案。学者谌车飚在《颜延之研究》中指出，颜延之诗与对诗体的律化探索，扭转了东晋枯淡的玄言诗文风；颜诗善用古事，谋篇琢句，其用典方法对近体诗产生了大的影响，有利于近体诗短小篇制的形成，有利于制造对偶句式，有利于声律说进入诗歌创作，协调平仄。颜诗典雅庄重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多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尤其是谢超宗，承颜延之而未承其祖谢灵运。颜延之在散文和骈文上也有相当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据现存史料，他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作品录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祭屈原文》等。未入选但影响至深的以《庭诰》和《赭白马赋》为最。《赭白马赋》中的“旦刷幽燕，昼秣荆越。……”名句文思新巧，被后世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见而心喜，直接引用或化用。至于以“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佳句而开创桂林山水旅游文化，更是不在话下之事。由此可见，颜延之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和声望不可动摇，只不过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生前名噪，身后寂寞”的境况。颜延之是与中国田园诗鼻祖陶渊明、中国山水诗大家谢灵运等齐名并私交甚笃的诗人，更是第一位用诗文赞颂、馈赠、记载他们的人。其文学大才是值得我们后世学人、学者多加研修的。尤其是我们颜氏宗支后裔应引以为耀，须以宗祖先贤诗文思想为课本典范，学宽一点、学深一步、学精一些，从术学起，进而研法，再而悟道，不断提升我们的研修层次和水平，使“颜诗”“颜文”再放异彩，与“颜字”星光同辉。 F07X9s44E
颜延之公具有外疏内谨的儒学底实。学者杨艳华认为，晋宋之际，儒学振兴，玄学式微，佛学兴盛，三教之间的互动共融，为士人提供多向选择，形成了此一时期的特殊面貌。受其家世影响，在颜延之的思想中儒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佛、玄盛行的南北朝时期，颜延之身上也带上了佛玄的习气；三种思想同时并存，交互影响；一方面，玄、儒合流，借佯狂而斥权贵，酒成了他们回避政治、以求乱世自保自全的最佳掩蔽，以名士之风实现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士自觉感；另一方面，玄、佛双修，在对社会的失望中采取一种出世的超脱之感。在儒学的学养上，颜延之在当时研究儒学非常有名的雁门人周续之面前，在皇上刘裕及满朝文武面前，毫不输才输学，表现出了儒人的真才底实，当周续之旁征博引，万方比喻回皇上问话时, 延之则言简意赅，常常难倒周续之, 皇上要他作详细解释，他更是条分缕析, 众人听了无不赞叹。在儒家风范保持上，颜延之又保持生活俭朴，律己治家极严，丝毫不以名利为念。史称他“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在儒家家风的传承上，他晚年作《庭诰》以训诫子弟。对公私、德义、孝悌、情朋、赏罚、交友、酒及许多方面颇有见地，立论有据。概言之，有立人、修德、行事、心性、学习、诗文品评等方面，相当接近正统儒家思想。他着重“公通”，“私塞”，“合公屏私”。并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告诫后人，是《颜氏家训》的重要思想来源。从《庭诰》到《颜氏家训》，正是我辈颜氏后裔养德、修身，重新回归仁义礼智信正统，促进睦族尊亲和谐共融的必读国学与家学经典。虽历久而弥新，如果我们真正学而致用作为家教指南，则何愁天下无二颜的颜氏宗族不再引领风尚，永葆生机与活力。 F07X9s44E
颜延之公具有坦荡直言的不阿品质。延之公一生立起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起初，他妹夫刘宪之的父亲刘穆之是宋武帝刘裕的辅助大臣，刘穆之念及通家之好，以及颜延之在江左的声望，想予以提携，当即被他拒绝了，他不愿靠裙带入仕。延之公从不阿谀权贵，迷信权威。颜延之见刘义康（彭城王）、刘湛（刘柳之子）、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曾说：“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他每犯权要，导致当时权臣傅亮“甚疾焉”、徐羡之等“意甚不悦”、刘湛“深恨焉”，从而远徙偏郡，时人议之为“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他受贬永嘉太守时，愤作《五君咏》，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并以此自比，而去任官高层的山涛、王戎二人，表达出对当时政治不满之情。他常对其曾身为权贵的儿子颜竣说：“我平时不喜欢见权贵，如今不幸经常见到你”。 他回答皇上质询，直言“竣尚不顾老臣，何能为陛下”？他与大家何承天争辩，与僧人慧琳变友为敌，而且借酒批评了宋文帝，骂慧琳为“刑馀”之人，致使宋文帝为之变色。难以一一枚举的事例充分显示了延之公具有独立傲岸的人格，不攀龙附贵，不随波逐流，不奴颜婢膝，不溜须拍马，这样的可贵品质才能让人肃然起敬，仰之弥高。为历代后世特别是颜氏子孙树立了立德立业立言的典范，值得我们对镜修身，并传颂传延。 F07X9s44E
颜延之公具有能上能下的从容韧劲。颜延之公因性情佯狂，率真，每遇不平，辞意激扬，常犯权要，自负才学，面折廷争，直吐胸臆，遭人疾恨，故而为官三起三落，历尽坎坷，但终得善终。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延之公38岁时，被贬为始安（桂林）太守。在始安三年，奖励垦荒，减免赋摇，贷粮贷种。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延之公42岁时，被征为中书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后因每犯权要，刘湛等恨之，贬为永嘉太守（治所今浙江温州）。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延之公56岁时，朝廷重新起用他为始兴王刘睿（宋文帝次子）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再改任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后又遭尚书左丞荀赤松奏免。不久复任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颜延之69岁，曾上表请求解职，不许。次年任光禄大夫。宋孝武帝即位（公元454年），任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颜延之又上表请解师职。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卒，年73岁，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这使我们进一步联想到，颜氏唐代伟杰、延之公第十世孙、颜子回公第四十世孙颜真卿公，49岁时从宪部尚书任上，先后被贬为同州、蒲州刺史，52岁时再出贬为蓬州长史，55岁恢复旧阶后，58岁时再被为峡州别驾，继而吉州司马，69岁时才回升为正三品的刑部、吏部尚书，70岁时三次上书要求告老还乡，未准；73岁时升为从一品，77岁时奉使殉国。从延之公、真卿公的致仕起落脉络中可理出一大共通点，就是他们坚持大道是公德，情感是私心，从而收敛情感， 遵循道德，顺从公理，摒弃私欲。也正因为如此，不论他们是从一品贬为六品，还是常受到排挤打压，都能保持从容韧劲，都能做得到不坠青云志，不怨天尤人，诗文抒怀，政声清廉，业绩卓著，造福一方。这一点在当今尤为重要，这不正是社会所提倡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从政从业品质么？先贤们的儒仁实践，正是鉴古通今的楷模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