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之善恶并书与谱之隐恶扬善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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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病族谱者往往谓其书写原则的“隐恶扬善”，实践“家丑不可外扬”的处世之道，而国史则是善恶并陈，这是史与谱的一种差异。清代修谱者对此甚为明确，道光间江西抚州宜黄罗氏所撰的族谱序言云：“余谓修谱同于修史，而有不同者，史则善恶毕彰，而谱则隐恶扬善，此其不同之大概也。”⑩明确指出一方面是“善恶毕彰”，另一方面却是“隐恶扬善”，谱与史的同与不同，要点也在这里。同时期匡定方制作湖南湘乡《匡氏续修族谱》，其《自序》论及谱与史相仿佛，特别说明史书善恶并书的特点和价值：“夫史以传诸亿万世，昭美恶，垂劝惩，盛衰治乱之迹，釐然不可紊，确乎不可易”(11)。史籍的披露坏人坏事，寓劝惩之意，“令乱臣贼子惧”，诚有其原因。而族谱若记录族中不孝、不肖子弟，恐有伤于他们的子孙，令无辜的后人颜面无光，此种恻隐之心和顾及宗族体面，于是采取不记载的态度：对那种人采取不许上谱的“削谱除宗”办法。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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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与史的“书善”同趣，而“书恶”异趣，族谱不记录坏人坏事固为一弊，然而不要因此淹没另一种事实，就是家谱以记叙全体族人及其妻室为使命，除了不肖子孙，无论贫富都应收入谱牒。从求全来讲谱与史又是相同的。就此，沧州《郑氏族谱》谱序述说甚明：“普也，系也，亦归也，源同而脉异，谱，普其同”(12)。谱，被理解为“普”，为“系”，家谱分析族人世系，统统予以著录。福建南平鄢氏修谱亦持此说，谓“谱者，普也。恐宗属之涣，情义之携，而思所以普之也。故根源久而不知所从分，则不普；支流长而不知所为合，则不普；知其分矣合矣，而其间有缺佚，或纤悉之不备，则不普”(13)。要使族谱达到“普”的程度，应该使源远流长的宗族各个分支的成员，毫无遗漏地纳入谱书。谱还被训释为“布”，前述《匡氏续修族谱》的《张序》云：“谱之由来久矣，《玉篇》训属，属则有珠联璧贯之义；《释名》训布，布则有缕析条分之意。”(14)族谱，被理解为普、布，说简单点，就是按照房分世系普遍记录族人之书。族谱的原意，记载所有的族人，“削谱”是例外，是万不得已之举。它的“隐恶扬善”，固然有缺陷，但不因此忽视其记录所有族人历史的特征，草民的历史也汇入其中；而国史之“全”是在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方面求全，其实它是社会上层的历史，与草民不怎么相干。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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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的隐恶扬善，不是忠实于历史的态度，给人的是局部的历史记载。史书其实也是为尊者讳，多有篡改、隐瞒历史之事，以至有人愤恨地认为统治者所写的历史全部是伪造的。我国修史、修谱事业发达，隐瞒、捏造、篡改历史之弊，亦不可不察。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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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可以理解族谱隐恶扬善的苦衷，以及与国史的隐瞒历史有共同之处，但是究竟与国史的善恶并书有别，是求全中的有别。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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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以治国与谱以齐家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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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修谱，国家修史，各有其目标和功用，就其具体的，或者说先期的、明显的目的而言，显著不一。国史与族谱所研制的范畴广狭相差悬殊，方法因而有异，国史从国家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得失，族谱从宗族的角度研讨人生的经验。光绪八年(1882)，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南关二里桥李氏修谱，其创意者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不修，无以鉴治乱、示惩劝；谱不修，无以溯先芬、联族属。”(15)所谓“鉴治乱、示惩劝”，将修史的功用概括得极其准确，而且言简意赅。古代修史，主要是起史鉴的作用，用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为帝王提供治理的鉴戒，所以司马光著作通鉴，命名为《资治通鉴》，“鉴治乱”，即指此；用史书教导民众，尤其是读书人，是为史的教化作用，此即“示惩劝”。国史如此，家谱追溯祖宗的先德懿行，教育后人敦宗睦族，是为“溯先芬、联族属”。如此解析国史、族谱的各自功能，是各个宗族的共识。道光间直隶南皮《陈氏族谱》的作者陈作梅说出类似的话：“夫族谱者所以发提先祖遗泽，志叙祖德宗功以启后昆者也，至若世系宗支之序，尊卑长幼之分，亦无不惟谱斯赖。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治乱弗能记，家无谱则世系支派莫能明，其关系之紧要更显谱牒之重大矣。”(16)家谱犹国史说，陈氏、李氏的认识逻辑，使用的语言大体相同，其他家族亦然。湘乡匡氏谱序在前引史书“昭美恶、垂劝惩”之后，接着写到谱书的作用：观之则“本源之思于是乎在，宗支之好于是乎笃，即齐家之宝筏也”(17)。谱牒成为齐家的钥匙，宗族发达、光耀门庭的法宝。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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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的功能，进而被视为家运、国运的反映。康熙朝大学士、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就本家族修谱，论述族谱与宗法维系、与家运的相互关系。他首先说“若夫谱之设，所以济宗之穷”。意思是说上古宗法已经不存在，赖有族谱保存宗法遗意。接着说他的家族谱牒具有三个特长，即尊长辈，尊爵位，尊贤人，实际是按照宗法伦理书写族谱，因而能对族人起警诫作用。用他的话说是：“吾家之谱，其为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以联之，所以长长也；标其爵命而荣之，所以贵贵也；系之传纪而彰之，所以贤贤也。三者备矣，然后昭穆序焉，名分严焉，劝戒彰焉。”进而说家谱反映宗族的兴衰，因他的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和吴、耿、尚“三藩之乱”时，仍然修祠堂和族谱，于是“谱与宗二者俱焕”，一个家族能尊祖、尊王、尊圣，必定出人才，壮大兴盛，遂得出“宗谱之修废，家之兴衰之占也”的结论(18)。光绪中湖南汉寿盛氏修谱，郭群芳的《序》亦从修谱验证宗族发展壮大，赞扬盛氏“今人文蔚起，方兴未艾，他年必有珥笔史馆，与欧之五代、苏之古史接踵而联芳者”。何以见得，“皆将于是谱觇之也”(19)。由修谱而预示人才辈出，家运隆兴。清末官至大学士的直隶定兴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该族族谱《序》中，讲到族谱关乎宗法，宗法关乎世道，因谱牒兴修而能够维持风俗政教，他说：“故者重姓族系世，维详设专官以掌之，所以厚风俗系人心也，政教寝衰，宗法废坠，于是私学谱兴焉。晋宋以还，矜尚门地，谱学乃大盛，后虽也变频仍，迭有兴替，然今之士族率皆有谱，即呼贩夫牧竖而问之，亦无不能举其高曾族党者，凡我神明之裔，莫不父兄子弟聚族而居，不至沦为异俗，实赖此亲亲之谊维系之也。”(20)他将修族谱维护传统社会的风俗，视为稳定社会的因素而予以揄扬。咸丰三年(1853)长沙涧湖塘王氏族谱的王式兴、式交等序言说族谱，“虽为一家不朽之书，未始不可与一代之史同增圣朝之光焉”(21)。广西平乐邓氏直接说明族谱对国家政事的补益：“谱之修也，内以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此岂小补云尔哉？”(22)修谱关乎国运，国家政兴人和，修谱会多，否则会寡，此说不无道理。 Q+#, 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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